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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的方向中退下来。①总之，后来在 １９２７ 年，毛泽东对蒋介石，乃至对所
谓的“国民党左派”会支持农民的行动，而坚决反对他们本阶级利益，已丧
失一切希望。毛泽东是最先要求与这些先前的同盟者决裂，并在农村打起红
旗的共产党人之一。
从秋收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 ２２ 年，毛泽东几乎都是在农村
的环境中度过的，亲眼看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的出现与胜利。从这个
意义上说，这些经验标志了他早期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思想的延续与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09—111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143—149 页。
① 《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255—257 页。
完成。这还是不懈的军事斗争的 ２０ 年，并达到了形成与过去彻底决裂的程
度。当然，毛泽东曾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断断续续地打仗，并且在 １８ 岁时
当过兵。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间，他也曾洞察国民党与北方军阀内战所提供的政治
机会，可是，当时要共产党人组织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并以之作为革命斗
争的主要手段，却全然是另一回事了。
自 １９２７ 年开始，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对他在理论上的贡献有着深
刻的影响，并且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渐次发
展了更为精细的概念，应该把它看成作为他的思想整体的一个主要部分。然
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井岗山、江西和延安时代活动的游击战策源地，不仅激
励毛泽东去写有关军事的问题的著作，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他对如何组织革命
领导的想法，也影响了渗透他的观点的精神。这后一点尽管很重要，但也不
应夸大。毛泽东强调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并没有像魏复古和别人所论
说的那样，使他成为一个暴徒或法西斯分子，为了军事权力而喜爱赤裸裸的
军事力量。不过，它无疑也确实更加强调了勇气、坚定和尚武精神，这从他
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即可看到，并且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都始终不渝。
更有持久意义的是共产党人在当时采用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以后
当情况发生了变化时，还保持的组织和政治工作的模式。简言之，游击部队
动员农民群众，是和共产党动员城市工人完全不同的事情，并且无论是革命
精英与支持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界定与辩明整个事业的性质的思想方式，都
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中国革命同俄国以及欧洲先前的革命之间的差别，当然不像前面一句话
的归纳所道出的那样明显，如果撇开井冈山不谈，即使在江西也有一些小型
的工业，因而也有一些工人，在 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年这一整个时期，都有红军在理
论上所从属的中国共产党，因此，这不是一个军队领导农民的问题，而是党
和军队领导城乡“群众”的问题。贯串这 ２２ 年的大部分时间，事实一直是党
以有效的办法，作为灵魂或寄生物存在于军队的肌体内，甚至在中国共产党
本身公开出现于斗争舞台上时，它也是依靠红军作后盾才得以生存，而不是
依赖它的工人阶级基础的团结一致。并且，即使党和军队，没有很大一部分
人口的支持，也都坚持不下去，这样一种共产主义运动与人民的关系，与过
去所知道的都大不一样。
正如以后若干年毛泽东本人所指出的，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模式的不同
点，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武装斗争，和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不同点
还来自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远在实际取得政权以前，即对各不相同的，但
常常是相当大的地区和人口实行了有效的政治控制。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的
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与人民的三重关系：革命军队的关系，设法从群众“海
洋”获取军队作战所必需的支持；“先锋队的党”的关系，设法指导无产阶
级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政府，即国中之国的关系，在政府的职能中与其控制
下的全体居民在许多层次上建立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网络。
毛泽东是最能与中国革命特有的现实协调的领袖之一，领袖与群众关系
的各个不同方面，都能在他的思想中表现出来。在原则上使所有的这些关系
具有活力的中心概念，就是“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传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
要素，它把中国的共产主义从苏联的共产主义分开。尽管毛泽东只是在 ４０
年代初才从理论上对它加以全面的研究，可是关键的概念和方法却是在前 １５
年中渐次出现的，这一时期仅仅为了要生存下去，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与他
们在其中工作的群众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可是与人民在一起工作，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意味着在他们之中迷失方
向，放任群众自发行事，也不应对延安传统幻想化，或感情用事，认为毛泽
东是一个相信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扩大民主”的人。在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
日的有名的指示里，毛泽东第一次把他的群众路线的思想系统化。它确实反
映了他所关切的事，即政策制订者应该倾听下级的意见，并向基层的经验学
习。他的“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和“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
意见”的指示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不过最终目的还是把“群众的分散的无系
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
化为群众的意见……”①
换句话说，要对群众做工作，使群众自己无法详细阐述的意见化为群众
的意见。这样的说法，与列宁的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注入无产阶级的观点之
间，存在一种值得注意的对比。可是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与列宁的领导方法却
极为不同。他们各自所领导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来看看从 １９２７ 年开始
毛泽东关于这些问题的思想发展，首先看军队的作用。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中央委员会批评他的秋收起义战略，指责他过分重视军事
实力，对群众力量缺乏信心，把这一行动变成了“军事冒险”，这时他直率
地回答说，中央委员会正在执行“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
盾政策”。①事实上，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已回答了这样的批评，他说
道：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群众运动。……现在虽
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须知政权是
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似乎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了这个著名的警句。十天以后，在中共湖南省委员
会的会议上，他又重复了这句话，并加上了在现在的情况下，党的 ６０％的精
力应该放在军事运动上。②他深信，只有军队，或者说有组织纪律的游击队，
才能与白军打仗；群众无法赤手空拳去打白军。
１９２７ 年秋，在不断革命的齐里亚主义①的幻想占有瞿秋白等领导人头脑
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一时相信能够实现；但是不久这些希望与幻觉都化为
泡影。就毛泽东来说，在秋收起义以后他从没有动摇过，深信要使革命延续
下去，红军是不可少的。
直到 １９３０ 年夏末李立三路线失败为止，毛泽东认为军队的中心作用只是
一个暂时现象；以后他才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的长期模式。（我将
① 《毛泽东集》第 9 卷，第 27—28 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① 关于日期为 1927 年 8 月 20 日和 30 日的两封信的全文，和认为这两封信是毛泽东所写，见《毛泽东集》
第 2 卷，第 11—24 页。这两封信的英译文摘录及对其意义的分析，见我的文章《论 1927 年毛泽东“异端”
的性质》，《中国季刊》第 27 期（1964 年 4 — 6 月），第 55—66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297—298、299—300 页。
① 一种神学教义，认为基督将以有形的方式复临大地，在全世界建起一个神权 王国，从而引进基督教的千
年国度——译者。
随后再谈毛泽东思想的战略方面。）但是，尽管他关于革命时间表的想法有
这些变化，他的军队与群众之间关系的观点，只要斗争的形式主要是军事的，
却一直坚定不移。实质上，这样的关系被概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