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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农民的阶级”分成四类：
一、所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租，这种人本
算不得纯粹的农民，我乡下叫做“土财主”。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以这个土地底出产，可以养活全家。他们也有于自己底
土地之外，租人家的土地耕种的。这一种人就是中等农民了。
三、自己也有一点土地，然而只靠自己的土地底出产，绝不能养活全家。所以不得不靠着
耕种人家底田，分得一点以自赡，这一种人已可谓下级农民了。
四、这乃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专靠耕人家底田谋生活的，这一种人
就是最穷的农民了。
毛泽东说，第三种和第四种构成农民的绝大多数；此外，第三种中有些人由
于总是欠债，不得不把土地卖给土财主或中等农民，而下降为第四种农民。①
虽然这种分析仅仅是较为初步的，人们仍然可以从我刚予摘要的文字，
与毛泽东在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和 ２ 月的两篇分析中国农村阶级结构和整个中国社会
阶级结构的文章之间，发现一点相似之处。①毛泽东在分析农村阶级关系，讨
论过重的地租对佃农的剥削，和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倾向之后，进而得出政治
结论，采取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立场。他声称：“我们人类，自娘肚里一生出
来都是平等的……各人都一样地应该穿衣吃饭；各人都一样地应该做工”。
原先每个人都共同使用土地；让少数人游手好闲，食肉衣绸的私有财产，是
以掠夺本来为农民所有的东西为基础；农民应该站起来收回自己的东西。一
当他们站起来了，共产主义（它意味着大家有饭吃，有工做）将会来帮助他
①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第 1 卷第 2 期（1919 年 12 月）；引文见于汪澍白和张慎恒：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 年第 5 期，第 59—60 页。
②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特别是第 55—56、80—89 页。
① 《告中国的农民》，原载于《共产党》第 3 期（1920 年 12 月 23 日），《一大前后》第 207—214 页转
载。毛泽东用这篇文章讲课的事实见于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455 页。《资料选编》第 24
页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这个说法显然错误。
①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 年 1 月）和《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
年 2 月），《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53—173 页。
们。②无疑，这种宣传鼓动的言词，是专为投合农民的心理，但是甚至在 １９２２
年，它也反映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一贯的、现实
的农村革命战略。四年以后，毛泽东在制订这项战略方面收效甚大。
在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的理解水平绝非很高，在
他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写的文章的开头处，他声称：“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
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③在这个普遍的框架内，他把大地主列为
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把小地主列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并对各阶级内的阶
层，不论城乡，按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一律按贫富的程度来划分。毛泽
东所采用的框架，与陈独秀在 １９２３ 年采用的很不相同，他着重农民的家计是
否“收支相抵”，而不是以占有土地，或雇佣劳工的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标
准，来确定中国农村社会的阶层。④
因此，认为毛泽东的分类与陈独秀基本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①他们两
人间的主要不同，以及毛泽东实质上的独创性，在于别处，这却是正确的，
也就是在于他决心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进行农村革命，和在于他倾向于解
释，乃至形成分析，以适应策略目标。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力量对待革命态度的分析，事实上在 １９２５ 年末就已成
形。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在《政治周报》前五期中发表的五篇文章，其
中一篇实质上勾画出了他在 １９２６ 年初要用的同一方案的轮廓，只缺少把农民
业主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划分为有剩余的、收支大体相抵的，和生活
无以自足的。②这篇文章发表于 １ 月，但是很可能与他在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在国民
党第一次广东省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主旨相一致，在这篇文章中，他基本上以
他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的著名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用的同样的说法，讨
论了关于政治行为，而且更特别是关于国民党内派别活动的社会区分的含
意。在这里显然非正统地把社会划分为“上”、“中”、“下”，并以此大
行其道，因为在把上层的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牢牢地放在反革命营
垒，下层的阶级（小资产阶级，城乡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放在革命营垒
之后，毛泽东进而考虑在“西山会议”派出现后，随之发展的两极分化中，
如何分化“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迫使他们作出选择。正
如他在 １９２６ 年所做的，并且以后一直在做的那样，他把中国人的绝大多数（４
亿人中的 ３．９５ 亿人）放在革命的一边，仅留下 １００ 万顽固的反动派，相当于
② 《一大前后》，第 212—214 页。
③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61—174 页。
① 如黄宗智在他的论文《毛泽东与中农，1925—1928 年》中的论述，见《现代 中国》第 1 卷第 3 期（1975
年 7 月），第 279—280 页。
② 约翰？菲茨杰拉德在他的论文《便装的毛泽东：新近识别的毛泽东著作》中， 最先认为这些文章是毛泽
东所写的〔见《澳洲中国学报》第 9 期（1983 年 1 月），第 1—16 页〕。菲茨杰拉德的论点本身都是有说
服力的，但是，这些文 章是毛泽东所写的事实也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胡华在 1982 年 9 月 10
日同我的一次谈话中证实。毛泽东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原载《政
治周报》第 4 期（1926 年 1 月 10 日）第 10—12 页，英译全文见菲茨杰拉德文第 9—15 页。事实上，毛泽
东早在 1910 年在东山小学读书时就用“子任”作为替用名。他取“子任”之名是出于对梁启超的仰慕，毛
泽东当时受梁启超的影响，上文已经提到。梁启超号任公，“子任”有“任之子”之意。见李锐：《学生
时代的毛泽东》，《新华文摘》1984 年第 1 期，第 176 页。
“上层”一类，在中间摇摆的是向两边分化的 ４００ 万。①
至于领导权问题，毛泽东 １９２６ 年初，一方面强调了农民在数量上的重要
性和遍布农村的贫困的程度——因而也是对革命的同情程度——同时也叙述
了城市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中的“主力”的特性。②所以，虽然“无产阶级领导”
的概念只是在 １９５１ 年才增加到这篇文章中去，他却在 １９２６ 年初就承认马克
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工人在革命过程中起中心作用。１９２６ 年 ９ 月他竟为农村
发出的对革命武装的热情所陶醉，以致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理明显地翻转过
来。③
毛泽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是在这时发表的，这篇文章一开
始就这样说：“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句话本身并不值得特
别注意，因为自 １９２５ 年中期开始，农村革命活动的高潮已迫使甚至最面向城
市的人也注意到它，以致向农民运动表示敬意，已成为共产党和（或）国民
党的发言人几乎每次谈话中自动出现的套话，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表
明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的议论，又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写
道：“在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的敌人是乡村的封建宗法
势力〔地主阶级〕。”外国帝国主义者就是依靠这个“封建地主阶级”来支
持他们对农民的剥削；军阀不过是这个阶级的首领。所以，正如海丰的例子
所显示的，只有动员农民去摧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基础，才能推翻他
们的统治。他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①
毛泽东不只是断言在旧社会农村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