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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吗？或者是从未远离毛泽东关注的中心的“中国人民”或“中华民
族”？或许这正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特征，这两个实体是不可分割地连在
一起的。自 １９１８ 年或 １９１９ 年以后的任何时期，他决不仅仅是，或主要是个
民族主义者，只关心中国的“富强”。可是他也不是像 Ｍ．Ｎ．罗易那样，不根
据民族进行思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 １９２０ 年这一年中，毛泽东对向西方学习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态度，经
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毛泽东在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１４ 日写信给周世钊，同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又写另一信给向警予，表现了关于去国外学习这一比较狭窄的问题的
看法的改变，这象征了这一重大变化。在前一封信中，他声称，尽管许多人
迷信地重视去国外学习的好处，事实上成万或成十万曾到国外学习的人中，
只有很少的人真正学到了有用的东西。他写到，总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两大潮流各占半个世界，而东方文化“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尽管他在原
则上不全反对去国外学习，他却愿在去国外之前，先掌握好中国文化。①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29—230 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42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 62—65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91—194 页。
相反，半年之后，他给在法国的向警予写信，抱怨在湖南对妇女（或者
说，对男子也一样）没有什么进步的教育，力劝她吸引尽可能多的女志同道
合者去国外，并补充道：“引一人，即多救一人”。②
毛泽东对西方起源的思想方式的基本态度的转变，并不像这里对比鲜明
的两段话所表现的那么惹人注目。在 ３ 月份，他宁愿留在国内的理由之一，
根据他给周世钊的信，是人们通过阅读译文可以更快地吸收外国的知识。可
是，他的思想倾向还没有确定，正如他本人所说，“坦白地说，在各种思想
形态和学说中，我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较明了概念”。毛泽东的目的是要从中
国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文化本质中，整理出这样一个“明了概念”。毛
泽东大约要在三年的时间内在长沙创造“新生活”，他在计划里说，个人是
首要的，小组次之。他特意强调了他与胡适的联系，甚至特别提到胡适已为
他要在长沙创办的一所学校新造了“自修大学”的校名。但是，毛泽东说“我
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又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文明国”。
①
到 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底，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信中，仍鼓吹湖南应该自立为
国，以便与北方落后的省份脱离，而“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可
是，甚至湖南受过教育的士绅也缺乏理想，缺乏有远见卓识的计划，而政界
人士又极腐败，这都使改革完全成为虚幻，他大失所望。他说有必要“另辟
道路”。②
在毛泽东探寻道路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影响来自当时在法国学习的一
群湖南学生，新民学会会员，而首先来自他的亲密好友蔡和森（他也是向警
予的情人）。顺便说一下，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明确的政治领域，也出现在
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和对当时习俗的叛逆的态度中，这是五四时代和以后一段
时期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从蔡和森 １９２０ 年 ５ 月的信中，毛泽东得知他和警
予已建立了“一种恋爱上的结合”，热情地回信，谴责所有那些在婚姻制度
下生活的人为“强奸团”，并发誓他决不做其中的一员。③
前一年，长沙一个青年女子被父亲逼迫出嫁而自杀，④在一场随着开展的
反对包办婚姻的运动的背景下，毛泽东呼吁改革婚姻制度，以爱情的婚配来
替代“资本主义”的婚姻。在 １９１９ 年他已经断定在人类的食欲、性欲、娱乐
欲、名声欲、权力欲等不同的欲望中，饥饿和性欲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写
道，老一代人只关心食物，从而把他们的儿媳当作奴隶来剥削，他们不像青
年人那样关心爱情和性欲，可是爱情和性欲“不仅关系到满足肉欲的生物冲
动，也关系到满足高层次的精神欲望和社交欲望”。因此，老一代人是反对
满足青年人欲望的资本主义的天然伙伴。①他这时已认定像这样的婚姻是“资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 75—76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61—262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 63—65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92—194 页。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 75—76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61 页。
③ 《新民学会资料》，第 127 页（蔡和森 1920 年 5 月 28 日的信）和第 121 页（毛 泽东 1920 年 11 月 25
日给罗学瓒的信）。后一信也见于《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75—277 页。
④ 毛泽东就这个主题共写了九篇文章。关于这些文章的简短摘要，见李锐：《毛 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
第 110—111 页。这九篇文章的全文刊载在 1919 年 11 月 16 日和 28 日之间的长沙《大公报》，见《毛泽
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43—172 页。
① 特别是见《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61— 163 页。又《改革婚
本主义的基础”，因为它引起“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②
正当有强烈爱国主义的李大钊在 １９２０ 年经历了国际主义的阶段，宣称人
类都是同胞的时候，③毛泽东在服膺蔡和森像俄国人那样的革命观点的同时，
也接受了蔡和森的看法，认为：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主义的，都不应该
带有“爱国的色彩”。生在中国地方的人应该主要（虽则并非仅仅地）在“中
国这一块地方”工作，因为那是他们能够最有效地工作的地方，也因为中国
比世界上其他各地“更幼稚更腐败”，最需要改变，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只
应该爱中国，而不爱别的地方。不过在 １２ 月 １ 日给蔡和森的同一信中，以及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在长沙召开的新民学会的会议讨论中，毛泽东却坚持学
会的宗旨应订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分辩说，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
分，没有必要把它分开来提。但是对毛泽东来说，这却是重要的。④
至于政治变革的目的，和实现变革的方法，毛泽东在收到蔡和森、萧旭
东（萧瑜）和其他人细谈自己观点的信件，收到学会会员间在法国辩论这些
问题的情况的几封来信之后，于 １２ 月 １ 日回了信。蔡和森、萧旭东，连同毛
泽东，在湖南师范学校的几年中组成三人小组，自称“三个豪杰”。但是，
随着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已分道扬镳了，蔡和森走向布尔什维主义，萧旭
东走向更温和的有模糊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幻景。毛泽东则不含糊地同意
蔡和森的观点——中国的道路必须是俄国的道路。但是，在这一时期，在批
驳萧旭东和罗素——这时他正在长沙沿着类似的路线演讲，赞成非暴力革
命，不要专政——的论点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
理解是十分模糊不清的。于是，他把世界的总人口 １５ 亿，分成 ５ 亿是“资本
家”，和 １０ 亿是“无产阶级”①
很明白，毛泽东在这里使用的无产阶级，反映他对这个词的理解更接近
“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字面意思，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的和农村的无产阶
级的概念。在以后的几年中，从理性上说，他开始理解得好一些，不过就本
能的反应看，这一中文说法仍否对毛泽东意味着更像是“地球上的不幸者”，
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然而，尽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理解还有点不明确，他在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 年冬这一时期，肯定是朝着与列宁对政治的解释和谐一致的方向前进
的。最重要的是，他抓住了一条列宁主义的原则，即政权的决定性的重要性，
这一点在他今后一生中一直居于他思想的中心点。在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回答
蔡和森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说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
乃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①的来信时，毛泽东写道：
制问题》，《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49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