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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官员的复员和接收过程的发展，接收这个词变成了通用的同
形异义词，其意义转变为抢劫或掠夺。接收政策本身要末疏于计划，要末实
施失当，也没有什么制度上的保证以禁止滥用职权。其结果是，随着到来的
官员竞相对敌产提出所有权要求，各地的接收过程发展成了不成体统的你争
我夺。任何东西都成了攫取的对象：工业机械、公共建筑、房屋、交通工具，
甚至家具和办公设备——任何能最早对这些东西提出要求或提出最强有力要
求的人，都可把它们征来使用或获利。这些来自重庆的趁火打劫的接收大员，
成了这一时期的象征。根据流行的说法，这种人所关心的是五子，即条子（指
黄金）、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①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工人突然发现，由于工业生产的停工，他们自己
失业了。其原因是双重的，即沿海地区的接收过程以及内地战时工业的关闭。
自由中国的工厂主和商人们，由于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在战时随政府迁往西南
而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因此期望从接受日伪的企业中得到补偿。相反，政
府并不理会这些政治上的责任，而是让官员和其他人去接收被占中国的工业
财产。但是，收复区的经济很快恶化，以致拆、卖工厂机器比让它们运转常
常更为有利可图，许多人都这样干。日本投降后一年多，经济部承认，从日
伪手中接收的 ２４１１ 个工业企业，估计只有 ８５２ 个实际上恢复了生产。②到 １９４６
年末，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导致工业萧条。但是，它是从分裂开始的，这种分
裂是由政府官员对日本人留下的财产展开接收竞赛的不同寻常的行为造成
的。
政府官员对待前占领区居民的态度，与这些违法乱纪现象是交织在一起
的。对日战争胜利之后，政府由于需要依赖日本军队及伪军维持“法律和秩
序”，也就是说，不得不依赖这些战败的敌军阻止共产党对华北城镇的接收，
起初曾作过一些让步。日伪人员被允许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内作为中国政府
的政治代表发挥作用。在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愤怒呼喊声中，１９４６ 年 ９ 月底，
发布了执行惩罚汉奸的行政命令，但其中包含很多漏洞，只是有选择地应用。
尽管逮捕了一些为首的通敌分子，但是并没有作出有计划的努力，在某些公
正的法庭或官方机构的面前解决所有的要求和指控。很多在日本人官方权力
机构里效力的人，被回来的政府委以同样有权力的职务。
但是，就在政府本身对通敌人员问题作出妥协的同时，其官员们由于曾
在内地忍受困苦以支持自由中国的斗争，披着自认为正直的外衣正在返回。
官员们这种以恩人自居的姿态在接收台湾和满洲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个
地区都曾长期受日本人统治，台湾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台湾人与来自大陆的
接收人员间发展起来的相互敌意，在血腥镇压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的反叛中达到了顶
点。①在东北，都在传说，除非所有想叛乱的人都干脆投到共产党一边，否则
那里日后也要爆发一场叛乱。
这个问题，在政府给教师和学生正式加上再教育污名的政策中，也许说
得最为明确。符合国民党思想体系的专门课程，按照教育部的命令对于学生
①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3 卷，第 544 页。
② 《和平日报》，上海，1946 年 11 月 13 日。
① 乔治？H。克尔：《被出卖的台湾》，各处。
是强制性的。那些在占领期间已从学院、大学和中学毕业的学生，必须通过
书面考试才能保留其毕业生资格。教师也要通过旨在测试其对国民党的了解
和忠诚的种种考试。人们对这些课程本身并无太多的不满，因为其根本的目
的还是得到了普遍支持，那些考试也并不特别严苛。这一问题倒不如说是官
方给再教育过程贴上的一种耻辱记号。教育部在发出通告时，声明所有在伪
政府控制地区上学的学生都被认为受到了毒化，他们在接受再教育、思想上
得到净化之前，不适于继续学习。作为“伪学生”，应该帮助他们“洗掉思
想上的污点”。①但是，随着新近从西南来的官员贪污受贿而引起的公愤，起
先采取守势的当地人民不久就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这种人物竟敢参与对任何
人的评判。
然而，尽管国民党政府这一时期有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它蒙受的不过是
在威信和公众信任方面的一点损失。通过对所犯错误的纠正以恢复公众的信
任，没有什么呼声比这更强烈了。对政府来说不幸的是日本投降后引起这些
失望的种种问题，其绝大部分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反而成了随后所
出现的失望的前奏曲。因此，那些被当作战后一时失误而可能已被忘记的事
情，日后终于被公认为国民党政府失去城市民众支持的开端。
经济上的无能：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
在内战年代里，与其他任何单一问题相比，通货膨胀是促成城市民众失
去对国民党统治能力信任的最大因素。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始于抗日战争时
期，当时政府与支持其财政的主要基地，即沿海和长江流域城市的联系被切
断。到 １９４５ 年，不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的政府收入，只抵得上开支的 １／３，财
政上的亏空几乎完全依靠印发纸币来弥补。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结果是，平均
价格在 １９３７ 年到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间上涨了 ２０００ 倍以上。政府在收支上的缺口在
整个内战时期一直存在，尽管也始终采取了一些弥合缺口的重要手段，但持
续过度膨胀的结果本身终于达到了其必然的结局。依靠印发纸币的决定的最
危险的后果，也许是它会使那些作出这决定的人相信，这是一种能轻而易举
地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办法。政府领导人并非出人意料地采取与反对日本人
时的相同做法，为他们同中共的战争提供资金。结果它便成了一个只能眼看
着国家城市经济衰落，既无决心也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的政府。
通货膨胀为劳动力提供了一些现成的争论问题，他们在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突然
摆脱了八年日本人统治和前此十年国民党统治的约束。日本投降后，国民党
已没有能力重建曾抑制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３７ 年工人运动的组织上的控制网络。工
人们这时蔑视官方制定的那种解决劳资纠纷的传统做法。由于原有破坏罢工
的伎俩已不再行之有效，政府除了同意工人的要求自动调整工资以适应生活
费用上涨外，已没有其他选择。但是，１９４６ 年 ４ 月宣布的这一决定，不仅加
速了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升，还损害了政府与工商界的长期同盟关系，激起
了企业家的怨恨情绪，他们认为对工人的让步正在促使他们自己的生产费用
增加。与此同时，官方的统计数字证明，国民党在平息工人情绪方面是无能
为力的。１９３６ 年，就在日本入侵中国前不久，全国所记载的罢工及劳资争议
① 《中美日报》，上海，1945 年 11 月 20 日；又《时事新报》，重庆，1945 年 9 月 12 日；《中央日报》，
重庆， 1945 年 9 月 12 日；《大公报》，重庆， 1945 年 9 月 11 日。
为 ２７８ 起。相比之下，在 １９４６ 年，光上海一地所记载的罢工及劳资争议的总
数即达 １７１６ 起。到 １９４７ 年，该城市这方面的数字达到 ２５３８ 起。①
政府经常指责工人闹事是共产党职业鼓动家促使的。工人运动看来的确
被彻底渗透了，至少在上海是如此。②然而，这些争论问题是现成的，任何人
都可有效地加以利用。随着经济因不能控制的通货膨胀和随之而来的工商业
萎缩而陷入混乱，城市工人已失去了任何形式的保障和失业救济金，因此，
他们也像其他各界民众在很多场合下以各种方式所做的那样，拒绝遵照政府
的合作请求行事。
支付高工资不过是窒息工业生产的诸多问题之一。这些问题包括能源和
运输费用不断增加，各种贸易税和生产税的增加，高利率，以及由于实际购
买力萎缩而引起的需求下降。到 １９４７ 年底，这些情况导致了工业产量的全面
缩减。
但是，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却听任不合理的税收体制继续存在，这一体
制曾向合法的商业活动大量地、过度地征税，同时又让投机者和奸商的个人
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