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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军官相互忠诚的例子。②然而，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军事势力的发展渐渐与
工业的变化连结在一起。兵器制造——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和福州马尾船政局
的造舰业就是例子——成为自强运动的中心内容。③袁世凯在清朝的事业，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足以说明，到 １９ 世纪末，现代军队的创建者怎样能够成
为官僚政治中的一股势力。
随着清朝的灭亡，不再有吸收军事领袖人物的长期稳定的合法政府。袁
世凯及其下属北洋军的将领——在袁氏死后，他们成了军阀——面对一支具
有新的地位和倾向性的军队，处于军事力量对现代政府不可或缺的环境中。①
首先，引进的现代工业化的战争技术，产生了炮兵、工程兵和通讯兵等专门
兵种。必要的训练需要办军事学校，军校学生成为有军事学识的人，是国家
新学生群中的一部分。第二，同别的学生一样，这些新军人可能受爱国精神，
而不是师生间忠诚的感召。军人爱国者像黄兴、蒋介石出现于他们各自的时
代。总之，民族主义使这样的军人变得崇高，作为其必需的第一线领导人。
它也要求他遵循一种新的奉献方式，而不只是命令和顺从。新的军事技术使
得军官团像法规、政党或银行家一样为政府所必不可缺少。在一定层次上，
从儒家思想灰烬中产生的尚武精神，既改变了国家的结构，也改变了国家的
观念形态。孙逸仙作为大元帅，再度加入广州的军阀冲突，而他最终的继承
者实际上就是一个军阀。②从另一意义上说，黩武主义使政府保持统治更加困
难。拥有自己军队的部属背叛自己的司令官，实力大致相当的军阀部队进行
私人战争；破坏和分裂使城市名流不仅反对军阀，而且反对不能控制军阀的
政府。这支新军从此以后成为国家的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它若不是也吸引
非军方的支持的政府的一个部分，它也不能单独打败对手和重建中央政府。
清朝直到它统治的最后几年，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名流一直认为是合法的。它
的继承者也必须在新的基础上赢得类似的承认。
① 王赓武语，引自李友华：《军阀研究》，《现代中国》第 6 卷第 4 期（1980 年 10 月），第 439—470 页，
见第 448 页。
②M。巴斯蒂…布律吉埃：《新军》，《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10 章。比较孔斐力：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
乱及其敌人》，第 147—148、183—185 页。
③ 托马斯？肯尼迪：《江南制造局：1860—1895 年中国军械工业的现代化》。关 于炮舰作为发展手段的
论题在赫德长期协办清帝国海军力量的努力中得到说 明。见费正清、K。F。布鲁纳和 E。M。马西森编：《总税
务司在北京：中国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致金登干书简，1868—1907 年》，各处。
① 斯蒂芬？麦金农：《北洋军、袁世凯和中国现代军阀政治的起源》，《亚洲研究 杂志》第 32 期（1972
年 5 月），第 405—423 页；又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 的权力和政治》；埃德蒙？S。K。冯：《中国革命
的军事方面：新军及其在辛 亥革命中的作用》；和爱德华？A。麦科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阀研究的最近
进展》，《中华民国史》第 9 卷第 2 期（1984 年 2 月），第 40—47 页。
② 韦慕庭：《孙逸仙：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主要对日本的侵犯（１９１５ 年的二十一条；１９１９ 年凡尔赛和约；１９２８ 年
的济南惨案； １９３１ 年的东三省“九？一八” 事变）作出回答，爱国精神继
续在城市民众中扩展，思想骚动由于民族主义的感情而加剧了。①与此同时，
政府权力的分裂也暂时为思想自由与学术自主打开了窗口。于是，在英、美、
法三国影响下，中国自由教育经历的新时期开始了。“科学”是现代化关键
的新信仰，加上出洋留学、职业专门化、大学自主等，使国家在现代世界上
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学术团体之兴起成为可能。②同时，知识分子为无数自由
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新传统主义的等等学说所吸引；他们组织学会，出版
刊物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与这种开明的多元论脆弱的发展平行的——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是接
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体系，一种普遍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的倾向。
③从一开始，中国革命者就倾向于把俄国看作“全世界革命进步的范例”。人
们在中国可以观察到的许多社会问题所引起的忧虑，因帝国时期的儒家思想
遗产连同其对“人治”的信仰而加强了。④简单的民族主义的确是不够的。人
们已经不是仅仅抽象地研究理论，因为国际危机和国内危机把名流和城市居
民的注意力引向政治。政府若不能满足人们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对经济进
步、国家强盛公平原则和代议制的渴望，那么，容易激动的、独立的诸多城
市集团就不会给予政府以真正的合法性。
在这种形势的背后，国家权力合法化的神话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威严
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帝王的统治受到支持，是靠他维持社会秩序的适当行
为，能在包括自然和人类的有机整体宇宙的中心点发挥作用。礼天生地深深
植根于这一有机的宇宙之中，所以帝王的统治是物性中所固有的，而不是像
在西方那样，是由一个超验的神或法从人类舞台之外强加的。①中国统治者凭
借在国内维持统一，更容易在与国外交往中维护其对其他统治者的绝对优
势。但是在 １９ 世纪，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边缘的扩张，破坏了中国与毗邻国家
的宗主－纳贡关系，随之也毁灭了天子所要求的绝对优势。②清朝在国际上的
软弱，连同西学的流入，破坏了至尊的儒家思想的权威性。
在 ２０ 世纪，它为最高国家权力归于汉族的民族主义神话所取代。《孟子》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名言，可以重新解释为一种中国形式的
民众主权。这一西方的观念早有拥护者。梁启超是它最早的推广者之一。这
一观念又为孙逸仙所采纳，并早在 １９０５ 年就郑重地载于三民主义之中。民众
主权的神话表示了政治觉悟的提高、参与和动员，但它很少讲到如何把民众
政治联结到国家的权力结构上去。
① 见本书第 2 章。
② 见本书第 8 章。
③ 《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446—450 页（史华慈著）、505 514 页（陈志让 著）。
④ 贾士杰：《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 年》。狄百瑞提出“人权政 治”（与神权政治相对）
概念，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第 131 页。
① 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是自存的，自然地自生的宇宙的主要特点是没有外在 于宇宙的造物主、神、终极
原因或意志”。牟复礼：《中国的思想基础》，第 18 页。天命，“清帝国的基础”（顾立雅：《中国国
家管理的起源》，第 93 页），必 须被看作是在这个自然的内在的框架内起作用；孔斐力也在《晚清关于
政体 的种种见解》第 5 — 9 页同欧洲人的看法对比，讨论这个问题。
② 见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政党是在新的共和制下真正实行民众主权的工具。政治制度上的大革新
是在 １９１２ 年以后的 １０ 年内开始出现的，作为君主制政府的后继者的政党专
政。一个单一的政党作为动员、灌输和控制的工具的出现，意味着作为多元
的、代议制度的结党活动在中国的失败，也是议会政治的失败——一种在 ２０
世纪发展较迟的工业国家广泛遇到的现象。
同盟会在 １９１２ 年扩大，组成一个议会的政党——国民党之后，它在多党
政府中发挥的作用因袁世凯的独裁而夭折。然而，名流政党是一个社会组织，
比小派别更有原则性，比阴谋活动更为公开，这种看法已经产生相当大的影
响。尚未建立起来的是立法和行政两权分立的理论，而这正是正直的西方式
反对派有实效的政治斗争的先决条件。可是，旧式的对个人的忠诚，继续产
生宗派主义，并且在没有合法政府的情况下产生分裂。孙逸仙不愿采取西方
民主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而是加上了考试权和监察权，创立
了五权宪法，为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所采用。①中国的这种五权分立，工作起来
并不比西方的三权分立为优。当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