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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人员）。如果国民党实行改革或做出让步，真正的受益者将是中共，
而不是民盟。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党人拒绝与民盟合作或对它进行反击，他
们就进一步为自己招致反动的恶名，并把更多的温和派驱向中共一边。无论
是民主同盟作为“第三种力量”的想法，还是某种反蒋政变的密谈，都没有
产生任何结果。但是二者都以蒋介石和国民党受到损害，为中共改善形象提
供了新的机会。
表 ３０ 在华日军和伪军，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日军
伪军
华北
２２００００
（不以地理区域划分）
（１）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军投敌的
华中
２６００００
华南
８００００
约 ４８００００
总计
５６００００
（２）敌伪强拉壮丁，收编土匪、流氓编成的 约 ３０００００
（３）伪民团和警察
小计
总计
约 ２０００００
约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６００００
来源：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５ 卷，第 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３ 页。这是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向首批访问
延安的中外记者团介绍的情况。
① 应为民主政团同盟——译者。
② 关于持不同政见者，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 113—117 页；关于民主同盟及其与中国共
产党的关系，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168—184 页。
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日军对一号作战河南阶段投入了近 １５００００ 人，对湖南－广西阶段投入了
近 ３５００００ 人以上。尽管华北和华中日军总数没有显著下降，但是应一号作战
第二阶段的需要，从这些战区抽调了许多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而用守备队
或来自本岛的新兵顶替他们。日军也增加了对伪军的信赖，抓紧了某些军事
上松弛的环节。据延安的参谋长叶剑英提供的资料，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的情况如
表 ３０ 所示。
在共产党方面，党和军队重新开始发展，但在战争最后阶段，党的发展
形式不同于军队。大约从 １９４３ 年中期到 １９４５ 年中期战争结束，党再次扩大，
只是比战争头几年慢得多。如上所述（表 １６），从 １９４３ 年中期到 １９４４ 年中
期，中共发展了约 １０００００ 人（约 １５％）。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时（１９４５ 年 ４
月），毛宣布有党员 １２０ 万，比一年前增加 ４０％，比 １９４２ 年的低数字高出 ６０％
以上。因此，到战争结束时，有近半数党员党龄不足两年。
表 ３１ （参见表 １８）
中国共产党的兵力，１９４４ 年—１９４５ 年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八路军
３２００００
３８５０００ ※
５１３０００ ※
６１４０００ ※
新四军
１５３６７６
１８５０００ ※
２４７０００ ※
２９６０００ ※
总计
４７４４７６
５７００００
７６００００
９１００００
※假定和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的比例一样。
资料来源：这是一个合成的表。１９４４ 年 ６ 月的数字取自叶剑英：《中共
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和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的数字
是《解放日报》（１９４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刊载的数字。１９４５ 年 ４
月的数字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的数字。
与党的持续发展相比，军队的规模有好几年几乎保持不变，征兵数只稍
多于足够补充伤亡。１９４４ 年下半年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在不到一年里，共产
党当局宣布，他们的正规军（野战军加地方部队）实际增长了一倍。
这一迅速发展，部分地是对 １９４４ 年和 １９４５ 年地区有机会扩大所作出的
反映，也是由于预感到日本的失败以及届时军队的重要，它既是执行政策的
工具（接管日本占领区或与国民党人争夺），也是讨价还价的筹码（因为任
何谈判解决的条件都将反映现有的实力）。这种发展主要来自迅速将地方部
队编入野战部队；因此所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大量增加较多来自改编，较
少来自招募新兵。在这些正规部队之下是兼职民兵——华北大约有 １５０ 万，
华中有 ５０ 万。民兵在保卫村庄、辅助执行政策以及提供地方情报、短距离传
递急件、运输给养和担担架等任务中都是很有用的。但是他们的训练是初步
的。事实上没有武器能发给他们。民兵不指望像正规战斗部队那样执行任务，
他们也很少这样做。
叶剑英报告，从 １９４３ 年中期到 １９４４ 年中期作战次数比前几年急剧增加；
与此同时，作战规模较小，其中大部分对伪军，而且伤亡比率愈来愈对中共
有利。１９４３ 年年中到 １９４４ 年年中期间，共产党伤亡数为 ２９０００ 人，不及 １９４１
年年中到 １９４２ 年年中期间的 ６４０００ 人的一半。①
战争头几个月出现过的争论有些又重新出现了，有些军事领导人主张加
速扩张，并从传统的游击战向较正规的作战转变。有些高层领导人显然想立
即攻打中、小城市。１９４４ 年春一号作战进行之际，八路军在河北对战略要点
石家庄铁路枢纽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甚至短暂地占领了重要城市保定。也
是在这个时期，河北北部和南部平原根据地都恢复了活动。毛原则上同意前
进战略，并使党处于能利用日本最后战败的地位。１９４４ 年春，他极力主张他
的同志们要“注意在大城市和沿着主要交通线开展工作，并把城市工作提高
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可是他仍劝告要审慎、灵活，并对党的
能力作出现实的估价：
我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
的责任。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
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①
毛还担心他的野战军司令员们会鲁莽从事，不能相互配合，或不了解战
略全局。有好几次他申斥的正是这种“山头主义”。他一定回想起未经批准
的百团大战和未能控制项英。
然而，没有理由在中共首先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和国民党已被清除的地区
退缩不前。在这些地区，仅有的问题是战术方面的——用手中的资源能完成
多少任务，敌伪的对抗可能达到何种程度。敏感得多的问题是在国民党仍声
称拥有主权的地区或在一号作战中新丧失的地区开拓大块新根据地。朱德、
叶剑英和陈毅都表明他们对这样的发展想得很多；他们显然发现前景是很有
吸引力的。最终，中共虽然进入某些上述地区，但做得很谨慎，有选择，并
采取低姿态。
在战争中的最后一年，中共对以前形成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进行改
造，他们这样做既是由于因胜利而产生的信心，也是由于对党的影响和力量
的局限性的现实的评价。在新的“解放区”，中共做了很多工作，像早期发
展浪潮中做过的那样，他们做了为得到初步立足点所必须做的任何事情，然
后再扩大影响。在已建立的根据地，重点既放在生产运动上，也放在阶级斗
争上。最为经常的是，阶级斗争意味着进一步扩大减租减息。
在许多根据地——包括一些核心地区——减租减息并没有彻底实现，或
者乡绅们试图取消已经执行的改革。名为“查租减租”之类的运动在各级和
各地区都可看到。许多详细而生动的文件报导了令人震惊的恶劣行为。干部
因为对群众工作缺乏理解和兴趣经常受到批评。推诿和腐败是常事。农民的
卷入常常是不规则的和勉强的。
人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报告呢？一方面，它们似乎来自巩固的根据地，
在那里作系统的调查是可行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地区，人们才会期望改革进
行得最彻底和最有效。这或许暗示，在半巩固地区或游击区减租减息几乎从
来没有完成过。但另一方面，这些报告是用来刺激运动，表明还有大量工作
要做，以及揭露错误——简言之，是用来作为有力的反面例子。但即使人们
①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