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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资产阶级仍然明显地占有优势。”①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多次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某些地区是否存在某种条
件，使它们比其他地区更易接受共产党人的渗透、组织和控制。尤其是，贫
穷、剥削和社会混乱的环境是否比更富裕、社会更协调的地区更能为共产党
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答案似乎是，“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成功或权力并没
有一个单一的模式……在任何地区与任何时候，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和其他
① 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第 48 页。
① 曲直生：《抗战纪历》，第 37 页。
①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 1 页。
社会现象相比，似乎更与共产党在附近地区的［长期］存在有关”。②事实上毛、
刘和其他领导人从不接受下列观点，即特定的社会与经济条件使某些地区适
合建立根据地，而其他地区则否。反之，毛相信，原则上根据地可以在任何
地方建立，只要党有机会在那里坚持活动。例如，１９３８ 年 ５ 月，他坚持根据
地不仅可以在交通比较困难的地域建立，也可以在平原建立。③当这些领导人
提到地方条件（租佃、高利贷等）时，他们是在提供可在其他地区灵活运用
的具体例证，并不是表明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建立根据地。虽然租
佃率在华北许多地区相当低——因此减租政策的吸引力也有限——但共产党
领导人争辩说，还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剥削形式可以代替。这就需要当地
的干部分析他们所在地区的社会与经济条件，根据一般的指示精神去着手工
作。一个特定地区的条件是否使农民受更多剥削，生活更为悲惨，或者生活
大致如前，甚至稍有改善，这样的问题并不使共产党领导人或地方干部感兴
趣。他们深信，乡村中每个地方都不乏悲惨与不公，足以激起革命性的变革。
但是，共产党并没有能在各处都成功地创立根据地，也不经常能保持曾
建立的根据地。最成功的根据地确实位于较为贫穷的地区：山区、沼泽地以
及其他边远地区——总之，在传统的匪区，像传奇小说《水浒传》中的宋江
和他的弟兄们所占的那些地区。原因也相同。这些周边地区远离居民点和国
家控制，常跨越省界，比靠近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人口稠密的平原更安全，
有更好的机会可以不受干扰地工作。①简言之，要一个特定根据地取得成功，
地理因素（甚至不妨说军事地理因素）可能比社会和经济结构更重要。
共产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是军事－政治控制与人民支持的结合，两者表现
在互相连锁的直到村一级的组织结构中（至少在巩固的根据地是这样）。首
先是控制，但共产党人在控制上的做法与他们的对手不一样。政治、经济与
社会的变革随控制的扩大和加深分阶段进行，交互作用。从观念上讲，在党
自信有能力取得成功前，不应进行改革。反之，每一次变革都应进一步加强
党和“基本群众”的控制。因此，只要处理得当，每一次变革都既加强了党
的控制也加强了群众的支持，并为下次变革铺平道路。
当要求进行一项特定的改革（一次选举、一次生产运动、一次斗争会）
时，人们通常知道这是指巩固区，或许还有半巩固区，但不涉及太“开放”
的游击区。而且，即便是在巩固的根据地，许多政策也并非立刻全部执行，
代替的做法是先在精心准备的“示范区”推行这些政策，在那里深入的预备
工作和集中的人力使政策可能取得成功。当众羞辱一个特别臭名昭彰的地主
并剥夺他的部分或全部财产的场面，对别处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其他尚未
如此痛苦地被挑选出来的地主则被“劝说”进行合作，尤其是保证他们的财
产不会被没收，而且他们可以继续收取地租与利息（虽然要减租减息）。更
为重要的是，让农民大胆确定自己的阶级地位，克服根深蒂固的宿命主义、
消极屈从以及社会调和——总之，要行动。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
②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中国共产主义胜利的社会生态学：农村影响模式，1923—1945 年》，载鲍大可
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第 72、77 页。
③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11 页。
① 史坚雅说中国由九个大区组成，每个大区通常有一个与流域和平原相结合的核心区。周边比核心区穷得
多——的确，核心区“剥削”周边的廉价劳动力、木材、自然资源等等。省界往往（但不一定总是）沿周
边并包围核心区。见史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 211—220 页。
易，并且断绝了退路。一个佃户由于害怕报复或者为了保持社会融洽，可能
一时偷偷地付给地主原先未减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斗争会上大声训斥了
这个地主之后，他或许再也没有退路了。
有些农民生平第一次开始思考自身——经常是迟疑地或勉强地——为自
己本身的权利做政治和社会的行动者，而不是受他人驱使的被动的行为对
象。党的目标是一种受指导的但也是自愿的参与，党称之为“民主”。阿历
克斯？德？托克威尔阐明了一个普遍的原则，他这样写道：“冤情只要看上
去还无力解除，就一直耐心地忍受着；一旦消除冤情的可能性在人们的头脑
中出现，它便显得无法忍受。”①彭真描述了那些过去谋划交付全部地租的佃
户现在怎样开始向地主清算，并拒绝缴纳任何地租或要求赔偿。有的农民在
街上故意撞犯地主。“总之，一切都翻过来了……这种情形在我们接到中央
“七七”三周年指示，颁布了“双十纲领”以后（１９４０ 年中期）便开始纠正，
使双方的斗争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①
在控制权正在建立时；有三种关系会发生争论，可以着手组织和动员。
（１）地主与佃户的关系，集中在地租上；（２）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集中在
利息上；（３）政府与被统治者的关系，集中在赋税上。②这些争论被用来加剧
阶级斗争，反对“封建分子”。为了更深的渗透和更广的组织，共产党采取
一步一步的措施打开当地社会之门，但在每一步上那些正在被组织起来的人
们必须看到他们的实际利益，而不担过分的风险，不然他们就不会响应。必
须找到有立竿见影或近期收益的具体措施，并用农民习惯的、生动的乡土语
言表达出来，而把阶级斗争的话留待以后再说。
带给当地居民的最初利益将取决于环境，并必须与进入这一地区的中共
军政人员的后勤需求相协调。彭德怀这样描述：
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给养自筹。建设了根据地，有了政权区，可征收救国公粮；
没有建设根据地政权以前，即捐、借、指派、没收汉奸财物，不靠国民党发饷、发给养。③
虽然减租减息是既定政策，但在对较先进根据地的巩固地区已树立控制权
前，没有一项能系统地实行。减租被说成是实现孙逸仙的二五减租的诺言（从
平均 ５０％的地租－收获比降至 ３７．５％），作为“耕者有其田”方案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国民党思想体系的法定的但被忽视的成分。这使包括地主在内的
国民党支持者很难对中共正在做的事情提出批评。从外界看来，中共的地租
政策相当温和。然而土地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党能随当地形势和干部情
绪的需要而行动，或克制或严厉。地主的阻挠被指责为破坏抗战事业以及实
① 引自阿瑟？L。斯廷库姆：《社会史的理论方法》，第 34 页。还特别提到托洛茨基：“事实上，仅仅存在
穷困不足以引起暴动；如果是暴动，群众总是在造反。历史确实表明，社会制度的崩溃将使穷困成为不可
容忍，而新条件和新思想将打开革命出路的前景，这是必然的。那时，在完成群众所构想的伟大目标的事
业中，群众将表明能够忍受两三倍的穷困。”同上书，第 33—34 页。托洛茨基认为自发的暴动是一种没有
希望的“民众反抗”。
①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 4 页。
②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175 页。这些关系所提出的争论不限于租、息、税。这里也有其他因素（如
水权、劳务、“常例”、领主权等）。
③ 《彭德怀自述》，第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