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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９４５ 年平均为 ６７％。②
物价管制有时对工业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例如，１９４３ 年原棉的官价定得
如此之低，以致陕西许多农民——他们提供了中国非占领区原棉的大部分—
—不种棉花而种小麦，而国民党地区的工厂据报道只有够运转半年的棉花。
加工一项产品的费用，超出它的法定价格的情况并不罕见。１９４３ 年，生产一
吨铁耗费 ３５０００ 元；政府的铁价为 ３００００ 元一吨。１９４４ 年，开采一吨煤的费
用从 １８７０ 元至 ５０００ 元不等；煤的限定市价为 １２００ 元一吨。一包棉花耗费
１５０００ 元；但它只能以 １２０００ 元出售。①
最后，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在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和广东的一号战
役，打击了足占国民党中国 １／４ 的工厂，它们占整个工业资本的 １５％以上。
它还切断了国民党中国余下的工厂的供应来源（如产于河南、湖北和湖南的
原棉）和市场销路，并摧毁了投资者的信心。
所有这些因素——通货膨胀，缺乏进口品，缺少熟练工人，消费需求萎
② 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第 79 页；勇龙桂：《救济战时工业的基本 途径》，第 8 页；陶大
镛：《论当前的工业救济》，《中国工业》第 25 期（1944 年 3 月），第 11 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
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 2 卷 第 2 期（1945 年 4 月 1 日），第 36—37 页。
① 张嘉璈：同上书，第 135—137、345—349 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 货膨胀》，第 35—36、146—149
页。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345—346 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 膨胀》，第 149 页。
① 关梦觉：《陕西省纺织业之危机及其出路》，第 7 — 9 页；张嘉璈：《恶性通货 膨胀》，第 217 页；刘
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 37 页；淦克超：《战时 四川工业概观》，《四川经济季刊》第 1 卷第 2
期（1944 年 3 月 15 日），第 72 页。
缩，引起梗阻的价格控制政策和军事灾难——使国民党中国的工业陷入深刻
的危机。作为一种迹象， １９４４ 年秋兵工厂只有生产能力的 ５５％开工。重庆
８０—９０％的钢铁厂在 １９４３ 年春到 １９４５ 年早些时候倒闭；１９４４ 年 ３２０ 家机械
厂中有 ５０ 家倒闭；主要的煤产地嘉陵江地区 ２５０ 家煤矿中，大约有 １８５ 家在
１９４３ 年至 １９４５ 年间倒闭。②
到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失业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１９４４ 年矿业生产只是 １９４２
年水平的一部分（煤，７２％；铅，４９％；钨，２７％；锡，２７％；铜，２４％；锑，６％）。
甚至手工棉纺织生产到 １９４４ 年底也深深陷入困境，主要因为原料短缺，运输
困难和令人烦恼的通行税。工业危机确实大于官方的生产数据（见表 １３）。
①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战时生产局的建立导致大量政府订货和投入新的款项，
这明显地刺激了某些工业。在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与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之间，钢的生产
增长 ５０％；生铁，４６％；煤，３５％；电力，８％。尽管有这些增长，１９４５ 年头三
个月工业生产总指数仍无变化。显然，其他工业部门的下降被制止。压倒一
切的证据是在和平前夜，国民党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处于崩溃边缘，特别
是工业。②
战争使政府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企业家。先前它已经取得对银行部门的控
制，但它在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企业中只掌握 １１％左右的资本。然而，到 １９４２
年，经济部报告，国家控制的企业已占国民党地区工厂的 １７．５％，资本的 ７０％，
工人的 ３２％和马力的 ４２％。③
在内地有三种政府机构发展工业：国家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和
四家政府银行。１９３５ 年创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被授权“发展、经营和管理
基础工业”。到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它经营 ９２ 个工业单位——３３ 家工厂，３８ 个
矿和 ２１ 座电厂。它还与其他机构联合办了 １１ 个工业单位。资源委员会控制
着重工业和高技术工业，与民营工厂形成对照，后者一般机械化程度较低，
生产轻工业品。④
战争爆发后才建立的工矿调整委员会，起初是负责推动民营工厂向内地
迁移。从 １９３８ 年起，它也直接向工业企业投资，经常与民办企业竞争生产消
费品——酒精、纺织品、纸张和水泥。１９４３ 年和 １９４４ 年，它的直接投资超
过它对民营工业贷款 ３０％以上。孙逸仙曾主张，政府应当把它的经济作用限
定在基础工业，但它现在也成为轻工业的一个主要参与者。①
四家政府银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银行，因为私人投资者握有
其中三家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大量股票。所有这
② 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 335 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 第 28—29 页；刘敏：
《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 28—29 页。
① 《大公报》（重庆），1945 年 1 月 1 日，第 3 版；《战时中华志，1937—1945 年》，第 369 页；《商
务日报》，1945 年 9 月 9 日；张大琛：《三十三年的重庆 土布业》，《四川经济季刊》第 2 卷第 2 期（1945
年 4 月 1 日），第 202 页。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67 页；又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 胀》，第 141、 316 页；
《商务日报》， 1945 年 1 月 18 日；《商务时报》 1945 年 8 月 7 日。
③ 小帕克斯？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年》，第 315—317 页； 陈真编：《中国近代
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 1422 页。
① 《中华志》，1937—1943 年，第 438、376 页。
三家银行，像民营商业银行一样，特别在 １９４０ 年以后，增加了工业和商业中
的直接参与和所有权。它们这样做是为取得有形资产，以保护它们资本的实
际价值。如张嘉璈所评论的那样，这变得“无异于投机”。②无论其动机如何，
政府银行像工矿调整委员会一样，深深地卷入了民营工商业部门。
有些评论家受政治上的激发，将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定性为“官僚资本
主义”，指责官员由此积累个人财富，排挤私人企业主，并使普通人民陷于
贫困。然而，将国民政府不断增长的经济作用视为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对一
个正在现代化的农业社会的要求，以及对战时特殊经济需要的反应，可能更
合适一些。没有政府的帮助，很少有企业能够在西部省份重新安置他们的工
厂，或创建大规模的新厂。战时中国，面临一种合理化分配机器、原料和动
力等稀缺资源的特殊需要。因此，可以批评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本身，
而是那种政策的实施情况。政府企业同政府其他行政部门一样，通常是低效
能的、官僚主义的和腐败的。此外，与政府有关的工厂享有大量好处——如
银行贷款、原料或运输用的卡车——这些好处是不会给予私营公司的。有些
公司，如中原造纸厂，以自愿向政府献股票来寻求与官方的联系。由于没有
这种联系，大量私营公司，在战争后期因缺少周转资金、原料或有保证的市
场而垮掉，①而腐败的官员则大发横财。到战争后期，政府的经济企业家的身
份，在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利了。１９４８ 年毛泽东把“官僚资本主义”提高到封
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层次，作为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对象。②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189—190 页；又见《大公报》1941 年 12 月 13 日社论，引自陈伯达：
《中国四大家族》，第 52 页。
①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 1448—1449 页；张嘉璈：《恶 性通货膨胀》，第 188—190
页；钟安民（音）：《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1928— 1949 年》，第 227 页；淦克超；《战时四川工业概
观》，第 72 页；李紫翔：《我 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第 34—37 页；彦悉达：《经济危机与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