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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纪中国的征服、区域和延续性》，第 242—243、 256 页；李成珪：《顺治朝的山东：地方控制的建
立与士绅的反应》，《清史问 题》第 4 卷第 4 期（1980 年 12 月），第 19—27 页；第 4 卷第 5 期（1981
年 6 月），第 13—23 页。
① 见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2 章，及格罗夫和周锡瑞编：《从 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
412 页所述河地重造的理论。其他作者从不同方面 强调农民造反或很少注意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者利益的
平衡。见格罗夫和周 锡瑞书中（第 404—412 页）关于土地所有和田赋改革的其他引文。
② 费正清和邓嗣禹：《清代行政：三项研究》，第 23—28、44—48 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
与主子》，第 6 章；吴秀良：《中国的下情上达和朝廷 控制：上奏制度的演进，1693—1735 年》。
③ 马德琳？泽林：《豁耗归公： 18 世纪中国实行财政改革合理化及其限制》（加 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
位论文，1979 年）第 90—132、348—467 页。
① 张仲礼：《中国绅士》，第 110 页；瞿同祖：《中国清代地方政府》，第 39、 59—60 页。
显著提高了包括对外贸易关税在内的商业税在税收中所占的百分比。一种估
计表明，政府的岁入按流通的银两计算，在 １７５３ 年和 １９０８ 年之间约增加了
三倍（如按物价变动调整，实际增加一倍）。②然而，这是不够的。清朝政府
无法从由于经济增长而增加的国民生产额中，提取足够的份额。只是在 １９
世纪中期镇压叛乱的军费使财政非常紧张以后，国家才认真尝试改革。此后，
中央政府似乎从未能控制它的财政状况。地方政府同样一直经费不足。在清
朝末年，大宗赔款严重地损伤了财政已经困难的政府，政府正试图急剧地扩
大其职能。１９００ 年以后，为筹措地方改革的费用而增加附加费和新税种，与
其说有利于财政的稳定，还不如说更促使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
除去困扰清朝财政政策的各种结构问题之外，还有大批文献表明，在 １９
世纪，官僚政治受到官吏腐败的损害，君主政体由于皇帝的腐化而削弱。尽
管考虑到有一些夸张，但看来官吏赖以为生的包税制固有的腐败，已经牢牢
地扎根于地方政府税收及其他许多方面，以致不采取最激烈的改组手段，就
不能肃清腐败。然而，在较高的级别上，除乾隆朝晚期以外，腐败并没有严
重地威胁到要吞没整个官僚政治。行政的控制和规章遏制了官吏的主动精
神，但使政府机关保持运行。在 １８ 世纪期间，军机处已逐渐从皇帝能借以避
开正规官僚机构的非正式的工具，变成一个主要的、本身有权制定政策的机
构；甚至在清末皇帝很软弱时，它也能使政府保持运转。①在 １９ 世纪初，由
于官员们决心防止大规模贪污腐败在朝廷重现，改组了内阁，确实改进了公
文流通，使高级官员对朝廷有了更大的影响。此外，在 １９ 世纪大部分期间，
皇帝得到了一些非常能干的官吏（从阮元到张之洞）在政府供职。能做到这
一点，与其说是由于他们为之供职的皇帝的能力，不如说是由于 １９ 世纪的严
重危机。即使如此，１９ 世纪的几个满族统治者也并不都是十恶不赦的；而朝
廷上的其他成员，也只是在满族统治的最后二三十年，才似乎对政策施加了
真正灾难性的影响。
清政府的结构充满着缺点，但崩溃主要不是由官僚制度内部的不当，或
朝廷的堕落引起的，而是未能与社会发展相协调。１９ 世纪中期大规模的叛乱
表明了问题的存在，但未能瓦解政治和社会的结构。要了解帝国制度的覆灭，
人们必须着眼于来自名流阶层的政治挑战。
名流积极精神的兴起
上面已经谈到，这个运动很自然地起源于传统名流阶层的融合和分裂。
到 １９ 世纪初，日益扩大的社会积极性，在经济、社会和管理的非官方活动的
增长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专制政府却阻挠政治表现或政治权力再分配的任
何相应发展。这一形势在整个 １９ 世纪期间加剧起来，因为社会的团体在进一
步扩展，而下层的官府职能人员也在增加。对权力再分配的要求并没有仿效
欧洲模式。在这个一体化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没有可与欧洲封建贵族相比
的军事上强大的群体，也没有如欧洲市民那样的处于边缘、但在经济上却是
最重要的阶级，能够要求政府作出让步。满族朝廷一直对国内军事挑战的危
② 王业键：《中华帝国的田赋，1750—1911 年》，第 80、131 页。
① 白彬菊：《朱笔：清代中叶的军机处上奏制度与中央政府决策》（耶鲁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1980 年），
第 296—308 页。
险非常敏感。尽管旧军事势力衰落，但它尚能维持对新的区域／地方军队的指
挥将帅的控制，这些军队是为镇压 １９ 世纪中期的叛乱而建立的。最初挑战的
出现并不是由于直接政治对抗，相反，是由于身处边缘位置的人发挥主动精
神和表达意见，这些人接受现制度，但担负了更主动的对付时常发生的危机
的职责。在政局内外的人们之间，在当时国家结构的三个领域——官府以外
的士绅界、都会的低级官吏层和条约口岸——之内，紧张关系发展了。他们
迫切要求权力再分配，即向外从政府到社会领袖人物，向下在行政结构内部
的权力再分配。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和 ２０ 世纪第一个 １０ 年中，这种逐渐成熟
的反对力量结合起来，并向当时的当局发动了正面攻击。
士绅管理公用事业的兴起，是因为官僚统治机构没有能力在水利、公共
秩序与公共福利等方面，为地方提供必要的服务。例如，堤防管理在明代是
行政部门的责任，但里甲制度崩溃之后，必须制订一种新制度。①由衙役管理，
充满了因腐败和经费不足这两方面而产生的问题。士绅的管理和捐助提供了
一种替代的解决办法。现存一些 １７ 世纪上海和宁波等地区士绅参与公共工程
管理的相互无联系的资料。在 １８ 世纪下半期，地方士绅看来更频繁地参与了
公共事业管理；而到 １９ 世纪初，人们开始发现有关绅董、董事的专门资料。
②“绅董管理”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速度发展，视地方的需要和当地名流的活
动能力和财富而定。但是，到 １９ 世纪中期，看来这已是普遍的现象。商人和
士绅一样，也管理公共机构。像汉口等城市的行会把向会员提供的服务扩大
到整个社区。①
自治管理在 １９ 世纪下半期，分三个阶段迅速发展起来。最初的推动出现
于 １９ 世纪中期的叛乱期间，当时地方名流组织了民团，并承担税收和其他通
常由官吏行使的地方权力。第二个推动出自叛乱后重建的需要。承担救济与
重建的主要责任的地方人士，把他们在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活动扩大到官府外
的管理中属于地方民政结构主要部分的领域。这些活动的经费，主要来自捐
赠，即名流和企业的捐助，以及官吏不能完全控制的商业税款。扩展的最后
阶段开始于 ９０ 年代中期，当时有功名者和绅董开始在教育和工业方面从事自
强活动。１９０２ 年以后，绅董管理的职能已以协会、商会和事业局的形式而正
式化了，这些会、局作为清政府新政的一部分而由诏令设立。②
１９ 世纪管理工作的激增，打乱了地方名流和官僚制国家之间的平衡。士
绅往往被描绘为官吏（特别是知县）和地方社会之间的中间人，与双方分享
某些利益，有时联合一方，有时联合另一方，有时在两方之间斡旋。③新的从
① 伊懋可：《集镇与水道》，第 457 页。
② 伊懋可：《集镇与水道》，第 462—463、472 页；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第 442 页。
① 关于镇压风潮的一个事例，见威廉？T。罗：《晚清？城市的造反及其敌人： 1883 年汉口密谋》，《远东
研究中心论文选》第 4 集（1979 年），第 71—111 页。 更概括的著作：威廉？T。罗：《汉口：一个中国城
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 1889 年》。
② 关于太平天国时期，见孔斐力：《太平军叛乱》。关于第二和第三阶段，见玛 丽？兰金：《中国名流的
积极精神和政治变革：浙江省，1865—1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