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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逛妓院的，多有北大的教员和学生，以致在北京城内颇有些“名气”。如此校风能否扭转，对蔡元培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实际上，在担任北大校长之前，蔡元培曾经多次考察欧洲的教育现状。他发现，提倡思想自由是欧洲各大名校发展学术的有效途径。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在北大确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原则打下了基础。
蔡元培是进士、翰林，他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在解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的时候，引用了《中庸》的话，他说：“我在北大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可以用《礼记·中庸》里的话来说明，那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原则下，北大校园内出现了诸多各擅所长而又个性迥异的著名学者。既有像留着小辫子的辜鸿铭这样的推崇儒家学说的学者，也有胡适、高一涵、刘半农、钱玄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思想激进的人物。
1918年的蔡元培异常忙碌。
为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他先后发起成立了一系列专业团体，涉及经济、法律、地质、书法、绘画、音乐、体育等领域。1月19日，为进一步扭转校风，蔡元培亲自发起成立了进德会。
进德会入会章程
示威游行的学生
据郭建荣讲，进德会分为三种会员。甲种会员为基本会员，要求不嫖不赌不娶妾。在这三戒之上再加不吸烟、不喝酒、不吃肉，就是乙种会员。然后再加不做官、不当议员，就可以做丙种会员。因为蔡元培是发起人，所以北大教员、职工、学生大约一半以上，四五百人都参加了进德会。
1918年即将过去，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蔡元培仍然在忙碌着。
12月10日，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为北大确立了今后的发展目标：“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正是这一目标的确立，使北大终于成为一所世界名校，孕育出无数栋梁之才，进而影响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蔡元培改革北大（2）
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对全国高等教育影响深远。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这样评价蔡元培：比较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剑桥、牛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大学等等的校长当中，在某个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大学校长的身份，能够领导一个学校，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找不到第二人。
位于东堂子胡同的蔡元培故居本是一所十分简陋的宅院，但是，几个月后爆发的五四运动，却使它突然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地位。
1919年5月3日，蔡元培秘密获得有关巴黎和会的一个惊人消息。原来，正在参加和谈的中国代表团接到密电，命令他们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同意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特权全部让与日本。
蔡元培闻讯后大为震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指望政府坚持立场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当天上午，蔡元培召集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代表到家里通告情况。然后，立即召开全校教职员会议讨论形势。5月3日晚上，北大全体学生召开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
5月4日下午，数千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并与不断加入的市民、工人、商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上街游行。自此，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上都有这样一段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它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它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自当无愧于这样的评价，而推动这场运动的先驱们也必将因此而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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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叱咤风云（1）
陈独秀
1918年新年伊始，爱热闹的北京人正忙着赶庙会，盼望着来年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然而此时的陈独秀却显得异常忙碌。应蔡元培校长的邀请，他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正集中精力进行教育改革。
当年北大的排球比赛
当年北大的音乐课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保林评述陈独秀的教育思想说：“陈独秀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大学不应该成为做官的阶梯。教育方针应该是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而不是相脱离。教育方法应是启发式而不是灌输式、填鸭式的。学生想说什么、想学什么、对什么感兴趣，学校老师就帮助他学，这样让学生主动自由地来学习。这样的教育方针、这样的教育思想在今天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
陈独秀通过引进人才、增设新系、允许学生自选课程、整顿学习纪律等措施来改变学风，取得了良好效果。蔡元培曾经这样评价：“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
1918年，陈独秀住在东城区北河沿的箭杆胡同，这里距离北大校园并不太远，即使步行也不过一二十分钟。当年，这座小院儿既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从上海搬来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
如今，这座小小的院落已经沉寂下来，可是，在八十多年前，这里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一度名人汇聚，热闹非凡。
这座小院既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新青年》编辑部
《新青年》编辑同人
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杂志改用白话文正式对外出版，面目为之一新。《新青年》的编辑管理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陈独秀一人担任主编，改为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沈尹默等人轮流编辑。
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以《新青年》为阵地，把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化为投枪，猛烈掷向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向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展开毫不留情的抨击。他们殚精竭智，力图用科学和民主这两件西方的法宝，来改造灾难深重的国家。《新青年》搬到北京后的第一年，发行量由原先的千余份猛增至一万五千份以上，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18年即将过去，39岁的陈独秀与29岁的李大钊在工作上的配合更加默契。他们积极筹办的《每周评论》于12月22日正式创刊。这是一个新开辟的阵地，创办它的目的是与《新青年》相互配合，协同作战。
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各种进步杂志
陈独秀自1917年1月应蔡元培之邀来到北京，至1920年2月南下上海，在箭杆胡同这个普通的四合院里居住了整整三年。尽管这段时间不算长，在陈独秀的一生中却十分重要，因为他开始由一个崇尚西方民主的普通中国知识分子转变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受到了一个刺激和一个启发。唐保林具体解释说：“一个刺激，就是巴黎和会的结果。把战败国德国原来侵占山东的权利判给了日本，他对于西方民主平等产生了动摇。一个启发，是陈独秀从1915年发起新文化运动开始，全国思想活跃，产生了三四百个像《新青年》、《每周评论》这样的杂志，带进了各种新思潮，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列宁说：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试金石是你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由此受到启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叱咤风云（2）
经过三年的曲折探索，陈独秀与李大钊开始考虑联手筹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又过了28年，这个伟大的政党终于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
李大钊传播新知（1）
李大钊早年曾东渡日本，进入东京的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那里，他积极参与了留日学生的反袁斗争，组织了神州学会。同时，他还向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投稿，并且和章士钊、陈独秀结为朋友。
李大钊
也正是在留日期间，李大钊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开始更加注重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开始思索民族思想的启蒙问题。
1916年5月，李大钊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先后在《晨钟报》、《宪法公言》、《甲寅》等报刊担任编辑或撰稿人。他以犀利的笔锋猛烈抨击军阀、政客和腐败的官僚，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
这时的蔡元培正在忙着筹建北大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