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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也就无从谈起了。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西方现代社会才出现的一些市相特征，早在当年的临淄城已经开始具备了，什么博彩斗鸡，豢养宠物，酒肆歌妓，那会儿就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声色犬马的花花世界了。中国人于几十年前还不敢言论更不敢染指的一些场所，在几千年前的临淄城却是堂而皇之地存在着。那些几乎遍布于普通市民中的享乐，那些消遣和游兴，都多多少少散发出一些西方现世主义的气味。这里不像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封建古城，而更像是一个新兴资本主义的摇篮。无怪乎在今天这个经济上奋力追赶列强的时刻，有人不无遗憾地一遍遍想到了齐国。他们大概是把目光转向了临淄的缘故吧。的确，不说它的声色与热闹，单讲它的煌煌稷下学宫，这座开办了一百五十年的学府，一座相当于现代社会科学院的上层建筑的巨大机构，哪个知识分子又会不为之深深动容呢？经济、旅游、学术、商业，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齐国临淄在当时都足以拔得头筹。
今天得到世界承认的一项体育运动项目的发源地，即足球，就是临淄。当时叫“蹴鞠”，一种皮革缝制的球，按规则游戏，玩法与现在的足球略有不同。足球目前是典型的西方长技，但这并未妨碍它源于东方；正像乒乓球起源西方，却被东方人玩得神乎其神一个道理。繁华之都临淄常有盛大的足球赛事，这一点竟然也合乎现代城市的特征。苏秦记录的市民长于体育和艺术，闲情逸志甚多，这也说明了那是一个衣食无忧且安定知足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的临淄城内，当一个普通市民尚且要“志高气扬”！这该是多么传神的赞誉，它足以令当代的城市人羡慕之极了。今天的城市人让外地游客看出那样骄傲的神情，恐怕是很难了。这种心志和神气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它要来自一种非同一般的个人感受。
今天，临淄旧城的发掘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考古学家果然从这里发现了许多惊叹不已的事情。比如设计精巧的排水系统，比如城区街衢的分布，比如水道与护城河，比如新城老城的演变，比如美丽的池水亭台。可惜一切既已失去，也就无法加以复原，只有墨写的文字还存在那里，风雨都磨洗不去。
东方的管仲与西方的凯恩斯，谁是重商主义的鼻祖？
（见原书第七章之《最老的凯恩斯》）
西方有个叫凯恩斯的经济学天才，是英国十九世纪出生的人，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去世。到现在为止，西方还没有哪个经济学家的影响力超过了他，原因就是他的方法对于发展现代经济更为实用，效果显著。这许多年来，西方世界基本上是以他的思想，作为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他的理论著作对于一般人来说或许深奥，那一大堆学术名词解释起来颇为麻烦，但简单点说，就是以社会总需求为核心，以扩大消费来发展和刺激生产。
他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政府干预的方法，比如调节消费倾向、投资引诱等等。他指出影响消费倾向的主观因素极为重要，并明确指出这其中包括了心理因素、社会习惯和社会制度。也就是说，要提高消费倾向增加消费总量，就要让国民养成大把花钱的习惯，还要有地方花钱；而这后一条，当然与一个时期所采取的社会制度有关。
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聪明，如果说它从经济理论和学术意义出发，还不如说是从人性和人的欲望出发。在他这一套理论的指导下，西方经济果然经历了相当长的繁荣期，而且这个时期直到今天还没有终结。他于是理所当然地被誉为西方经济的救星。西方冷战的胜利，凯恩斯当然是拔得了头功。
其实东方早就有了凯恩斯式的人物。这个人没有他那样一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但对其中的主要观点却是相当熟悉的。这个人就是春秋末期的齐国人，是齐桓公时期国家的实际治理者管仲。一说到管仲，许多人必要去找那部叫《管子》的著作，以为读这部书才可以弄懂管仲。其实未必。因为这不是管仲当时的言行记录，更不是他亲手所写，甚至连能否准确地记述他的主要思想都成问题。如果将这部书与凯恩斯的观念对应来看，非但不够接近，而且还大相径庭。
原来《管子》是许久之后，由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编纂而成的，其中的内容已是当时学者所写，是他们将自己的理想境界以及治国理念，记到了《管子》名下。在这部书中，儒学精神已经成为它的核心，如“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等等，可能与管仲根本搭不上界。
管仲可没有那么高的调子。他更务实，更注重开放，更少一些“礼义”之类的禁忌，一切都从实际出发，极为通晓人性的奥秘，很懂得调节一个时期人的消费倾向，改变和引导社会习惯，并从社会制度上加以变革。这些都与现代的凯恩斯是一样的。他的所有变革措施都紧紧围绕发展生产，而且始终以扩大消费来刺激生产，强化生产规模。在这方面，管仲虽然是生活在春秋时代的人，可是他的头脑一点都不老旧呆板，许多方面比今天的年轻人还要激进得多。这确乎是一个超越自己时代的不凡人物。
当那些稍为僵持和死板地划分历史时期，如确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阶段的人，可能在管仲这儿会遇到一个难题。他人在春秋，思想却跑到了凯恩斯那儿，而后者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之父。原来无论是几千年前或几千年后，人性终究还是一样的，经济学其实与文学一样，最终还是要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好的经济学家仍然要洞悉人性。这也是治国理政的规律吧。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是充分人性化的，他采用的严谨的学术语言，不过是另一种人性的图谱和解说辞罢了。而回到管仲这儿，他就将一切来得更简单了，干脆不需要这么多解释，而直接放手去干就行了，直接将这些理念交给行动就得了，这样不是更快吗？
果然很快。短短三四十年，齐桓公时期就由一个从战乱中刚刚立足的弱国，一跃而成春秋首霸，这种情况是姜太公受封于齐国以来，姜姓政权从来都没有做到的。管仲的大胆举措首先是合了齐桓公的脾胃，满足了他的口味。管仲面对的国君实际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欲望的标本，这个人的一切需求哪怕稍稍得到一点满足，那都是不得了的消费。齐桓公的荒淫无度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之一，而他当政期间齐国经济的振兴速度，同样也是历史上最快的之一。
大概当时的所有诸侯国当中，还没有哪个国家像齐国一样重视工商业。以临淄城为例，当时的工商从业人员已经占到了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为了鼓励工商，国家从税率政策上给予了极大的优惠，并大大放宽了出入关税及市场上的商业税。除此之外，令人大开眼界的是，管仲竟然在齐桓公的宫中设有七处市场，并设有“女闾七百”。按一闾二十五家计算，这个妓院（女闾）的数量实在称得上是庞大了。妓院设在了宫中，齐桓公当然感到十分方便。另外这些妓女也用来接待四方客商。记载中，这里为各国来齐的客商建立了专门的馆舍，而这些人经营的货物越多优待就越高：一辆车者白吃；三辆车者白吃并供给牲口饲料；五辆车的大商人除享受以上所有待遇外，还要配给五个妓女服侍。正因为类似的制度，齐国才商贾云集，临淄遂成为天下最热闹的地方。
仅仅从管仲在齐桓公宫中设置“七市”和“七百闾”的情形来看，就可以知道他在引导消费和提倡生产方面走了多远。同时，与现代的凯恩斯如出一辙，除了由政府来引导消费倾向之外，管仲还积极调节投资，以种种措施，全方位地刺激齐国的“有效需求”。他也像凯恩斯一样，极为注意消费倾向的波动。他在社会制度的改革与调整方面，都紧紧围绕了扩大消费这个主题。
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运作体制中，性事从来都是一味重剂，在一个时期一个地区，一种泛性的心理，与一种激活膨胀的消费倾向总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管仲当年正是从社会变革与发展经济两个方面，采取了与现代凯恩斯极为相近的思路。可惜他的这一思路，在后世人为他纂写和编辑的《管子》中，并没有得到准确的表达。
稷下学宫与历史上的百家争鸣（1）
（见原书第七章之《稷下学宫》）
书写政治史和文化史的人，只要一提到“稷下学宫”四个字，立刻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