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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抵达名古屋市，我就与国际奥委会行政主任贝丽乌夫人建立了“热线联系”，先是了解执委们的抵达情况。当时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组成除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爱尔兰）之外，我记得的还有萨马兰奇（西班牙）、姆扎里（突尼斯）、博蒙（法国）、斯米尔诺夫（苏联）、清川正二（日本）、沃拉尔（加拿大）、西贝尔科（罗马尼亚）、克劳斯（新西兰）和吉朗杜（象牙海岸）（现中文译名为科特迪瓦）等。到1979年10月21日晚，知道支持我方立场的姆扎里和法国的博蒙伯爵均因国内事务缠身而不能前来与会。我受命于当日夜12点与北京通了电话，告知国内二人缺席情况，请国内与他们联系，希望他们将自己支持恢复我国席位的立场迅速告知在名古屋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
当晚，我们的台湾朋友也没有闲着。他们的代表分两批抵达名古屋。第一批由丁善理先生、徐享先生带队，早于我们抵达名古屋。但据日本朋友说，他们活动并不多。第二批由时任台湾奥委会顾问、台北清华大学理工学院院长沈君山先生带队，1979年10月21日晚才抵达名古屋。与沈先生同来的成员是杨传广、纪政等大名鼎鼎的奥运奖牌选手，还有专程从东京赶来的辜宽敏为他们当日语翻译。沈先生一行一到名古屋，就立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由纪政女士唱主角。她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应该让讲英语的记者感到满意。我国新华社记者刘文玉和小张也前往参加。我在会间曾进去坐了一会儿，看了看会场反应，由于在座的大部分是当地记者，能真听懂英语的似乎并不多，主要听辜宽敏的翻译。我回来向宋中秘书长介绍了台方记者招待会情况。
当夜，宋中秘书长又召集我们一行四人研究了工作，听日本朋友通报了情况，约定了第二天的工作日程，直到夜里两点才得以休息。
1979年10月22日是星期一，早餐时我再度与贝丽乌夫人确认会见时间。直到近11点她才抽时间与宋中秘书长晤谈，我和屠铭德一起参加。贝夫人表达的观点十分明确，宋中感到很满意。因为她向我们转达的基拉宁主席的观点和决议草案的基本内容，符合国内批准的精神。同时她还告诉我们，突尼斯的姆扎里先生发来了传真，旗帜鲜明地支持执委会的会议内容。但法国的博蒙先生却未回复。
中午12点30分，我们又按事前的约定去拜访了当时唯一一名来自黑非洲的执委、象牙海岸的吉朗杜先生。虽然当时我国与象牙海岸尚无正式外交关系，但吉朗杜先生却很有正义感。由于他是位大使级高级外交官，讲话很有条理，也十分礼貌。他明确向我们表示：“支持恢复八亿中国人民参加奥运会的权利是我的职责，台湾应该改变名称和旗帜，不应成为障碍。”他的态度如此鲜明，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很是兴奋。但由于当时我国尚未与象牙海岸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所以，我们还是保持谨慎的乐观，希望他在执委会期间能有同样的态度。
下午，忙坏了蔡季舟同志。我们陪宋中秘书长先后拜访了爱知县知事和名古屋市长，他又要联络日方各界又要当翻译，忙得不可开交。由于名古屋市与南京市是姊妹城市，又由于1971年的中美“乒乓外交”始于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再加上对华友好的后藤钾二、石腾淳一家在当地的巨大影响，这些都为我们在名古屋开展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特别是日本体育界和日本新闻界的朋友们大都看到了台湾问题的实质，希望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名古屋会议能创造出一个让台湾海峡两岸的运动员都能参加奥运会的新模式来。 。 想看书来
决战名古屋（3）
晚上，台湾方面丁善理先生正式举办了记者招待会，但没有太多的新内容。倒是日本朋友传来了杨传广先生的岳父希望回大陆看看的话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杨传广是第一个在奥运会（1960，罗马）获得奖牌（银牌）的中国人，1954年第一届亚运会的男子十项全能冠军，被誉为“亚洲铁人”。如我们能为加强两岸体育界的交流做些工作，何乐而不为？
日本朋友的盛情实在难以推卸，晚上应朝日新闻电视台专务董事三浦先生之邀去吃日餐，自然又互通了些信息。宋中秘书长十分重视做新闻媒体的工作，在日本期间他几乎没有一天不见记者和电视媒体的。正是由于他对媒体的积极态度，那几天，日本的电视台和报纸一直在播放和刊载我们活动的消息，而且态度都比较积极正面。可以说，日本当地的媒体在为恢复我国奥运会席位鸣锣开道。
我们深知，不管各界舆论多么热闹，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国际奥委会。1979年10月23日星期二，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正式开会。在当天的会议前后，宋中秘书长分别会见了萨马兰奇和西贝尔科先生。他们两人均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新情况，并分析了通过执委会决议的可能性。其实，在前一天晚上，西贝尔科先生就与宋中谈了很多话题，当时由于我要整理台方22日记者招待会的情况而未能参加谈话。后来据宋中同志告知，西向我方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我从贝丽乌夫人处了解到，执委会24日下午才讨论中国问题。我们四人未雨绸缪，先行研究了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并准备了几套方案。大家详细讨论了通过第一方案后的表态中文稿，并分头翻译出英、法、日文稿。
那两天，新华社记者老刘和小张与台方沈君山先生有些接触。我们了解到沈先生的工作重点是保住台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等国际重大赛事的权利。我知道沈先生下得一手好围棋，打得一手好桥牌。他提出要和我们谈谈相关问题并要下围棋。宋中同志认为他们的观点我们已清楚，暂不谈，待决议通过后再谈，以了解台方的新动向。
1979年10月24日星期三下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认真讨论了恢复我国奥委会席位问题。据与会的执委朋友告知，会上绝大多数执委观点一致，只有新西兰的克劳斯发难。他以维护国际奥委会宪章为由，在责令台方改名、改旗、改歌等问题设置了许多障碍，企图为台方保住一些带有“国家”色彩的权利。但基拉宁主席和萨马兰奇、西贝尔科等执委力主通过业经我们首肯的方案。双方争执不下，当天没有作出结论。
当晚，贝丽乌夫人举行例行的记者招待会，我和屠铭德同志前去听会。由于会议没有对中国问题作出决定，所以当有记者就此发问时，她只是简单地说“会议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原定如果这天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我将在会后直奔大阪总领馆，向国内报告消息。因为当时名古屋并没有我国领事馆，而向国内报告消息必须使用内部电话，最近的总领事馆在大阪。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通过中国重返奥运的决议。
图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吉拉宁（左一）和副主席萨马兰奇（左二）
向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宋中表示祝贺
1979年10月25日，上午继续开会。据说新西兰执委克劳斯在某些环节上已开始作出妥协，但仍在旗、歌问题上进行纠缠。基拉宁主席则明确建议，台方使用国际奥委会的旗、歌最方便。执委们在细节问题上发表了各种意见。从会场传出来的信息使人感到执委会的讨论有点“超民主”。一早，宋中决定让屠铭德着手准备这次会议总结，让我准备写一篇公开报道，准备送中国体育报发表。当会议尚在进行中，宋中秘书长又指示我，带上新华社记者小张先期赴大阪总领馆，到那里等名古屋会议消息，通过内线直接报国内，以保证让国内在第一时间了解会议结果。
我们二人乘###，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就到了大阪。大阪是日本第二大城市，关西重镇。我在总领馆碰到了在那里工作的老同学吴丛勇夫妇，当他们得知我们的任务时，十分兴奋，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我先与国内联系并向总领事等汇报了前期主要工作和我们对会议结果的估计。不久，下午4点多钟，屠铭德同志从名古屋打来电话，用暗号告诉我，决议已通过，如我方所愿。我心中自然一块大石头落地，高兴之余，急忙向国内通报了会议结果，然后速返名古屋。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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