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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种解决办法既能恢复我国作为主权国家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又不排除我国台湾地区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的权利，成了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思索、热议的唯一话题。
在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名古屋会议决议即“奥运模式”正式产生之前，当时国际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对改变我们的思维轨迹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1979年元旦这一天，叶剑英委员长发表《告台湾###》，提出结束两岸敌对状态，早日实现“三通”与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我们所有长期从事恢复我国席位工作的同志们听到叶帅代表中央发表的《告台湾###》后，都十分兴奋，备受鼓舞，国际司内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因为我们从中感受到了中央对台方针的重大调整和发展。《告台湾###》为我们解决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台湾问题指出了新的思维方向，开辟了新的工作舞台。
为了集思广益，虽然当时我们做国际体育组织工作的同志们已经分成综合国际组织处和单项国际组织处，但许多重大问题都是两个处一起议，对待国际奥委会的问题更是如此。司里几位外事经验丰富的同志如张千、魏纪中、楼大鹏、王正夫等同志多次参加了我们的讨论会。
我们的内部讨论在1978年底到1979年初达到了高峰期。在叶帅元旦《告台湾###》发表4天前的一次内部讨论会上，我记录了与会同志们的如下几段发言：
“广交朋友、建立友谊，让朋友了解我们的想法和问题，要激发他们的正义感，而不是企图把他们都促成‘左’派。”
“与这些人谈话必须注意首先是尊重和平等，不能教训人家，欲速则不达，有时会适得其反。”
“以什么形式恢复我权利？我方可以灵活到什么程度？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在动什么脑子？他们的主体想法是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寻求一条既不开除台湾又让我们进入的途径”。
“‘驱蒋’的提法不是上策，总目标是我进台留，一个中央加一个地方，加速统一的步伐。”
“指导思想要转变，我们现在的工作不再是‘驱蒋’，而是‘留蒋’、改名。要力争实质上解决台湾问题。台湾体育组织的名称，不能让对方不能接受，我看可以用中国台湾省奥委会或中国台湾奥委会。” 。。
“奥运模式”逐渐形成（2）
由于是内部讨论，大家思想解放，各抒己见，发表的观点未必都可行。但却反映出在《告台湾###》发表之前，我们分管国际体育组织、恢复我国席位工作的同志们的认识已经有较大转变，处理台湾问题有了较大的灵活性，对理解和贯彻《告台湾###》的宗旨精神有了较好的思想基础。所以，1979年元旦《告台湾###》一发表，我们为恢复我国合法席位而工作的核心团队，无不认为《告台湾###》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立即就循着这一声明的主旨精神开始了扎扎实实的工作。
外交成果往往是求同存异、双方妥协的产物。非政府外交也是如此。由于中美建交，由于苏联十分渴望成功举办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所以当时“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也多少受到这些外交和体育事件的影响。
关于中美建交的影响，基拉宁主席很快发表了谈话，他说：“这个决定显然会使处于奥林匹克运动领导位置的一些人改变想法。”“在现阶段，我只能说，各种方案均要予以考虑，但是最终决定要由全体委员会议作出。”
在王猛主任、陈培民副主任于1978年12月访问墨西哥时，墨体委主任向他们转达了苏联体育部长的口信：苏十分希望中国能参加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如中方在1979年再次提出恢复席位问题，苏方已决定给予完全支持。
莫斯科奥运会组委会两位副主席分别在泰国曼谷和捷克布拉格作出了类似的表示：“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如果准许中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并接纳她加入国际奥委会，我们将非常高兴在莫斯科接待中国的代表团。”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对解决台湾问题的认识也在变，西方和苏联、东欧集团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对中国的认识也在变。双方的变化使尽快解决我国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席位问题成为了可能。
在元旦《告台湾###》发表前两周，为了进一步了解国际奥委会领导层的态度，并促使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能早日推出合理的决议案，我在西班牙、法国执行完任务后，专门在巴黎与何振梁同志会合并一起赴瑞士，拜访了国际奥委会总部——洛桑维迪堡，与国际奥委会行政主任贝丽乌夫人进行了长谈。贝丽乌夫人是法国人。她睿智、干练又富有工作激情，对整个国际奥委会行政机构的运作把控严谨。基拉宁主席很尊重她的意见。她认真听取了何振梁同志介绍我方的观点，并表示将如实地向基拉宁勋爵转达。她个人认为1979年内有几次重要会议，希望我方重点做好相关委员的工作。
根据《告台湾###》的新精神，我们在内部讨论中又提出一些新的建议。应该说在新的认识上又有了较大的突破。为了争取国际奥委会更多的支持，在原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基础上，我们又正式宣布成立了中国奥委会，实际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1979年1月，作者（右）与宋中秘书长（中）、
屠铭德同志赴洛桑
1979年1月24日至2月9日，我和屠铭德同志陪同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宋中同志赴法国、瑞士，做相关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并在洛桑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会外工作。在洛桑，宋中同志向基拉宁主席等介绍了我们的一些新想法和建议。尽管我们的想法与国际奥委会主要领导人的想法还有不少差异，但基拉宁主席似乎仍十分感兴趣。他明确向我们表示，很高兴知道我们的一些新想法，他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他也希望我们积极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委员的工作，但仍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最后要由全体委员作决定。我们抵达洛桑的第一天，就先行会晤了苏联委员——时任国际奥委会第三副主席的斯米尔诺夫先生，证实了由于来年举办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的需要，他的态度已完全转变，将积极支持恢复我国席位。
1979年2月17日，我国相关部门根据《告台湾###》的精神提出了处理台湾问题的具体规定。在策略问题上呈现出巨大的灵活性，为我们这些在一线为恢复我国席位而努力的工作人员提供了更广阔的工作空间。这一得到中央批准的文件明确提出：“凡按有关国际组织或会议章程规定，一国除全国性机构外，还可有其他非全国性的机构参加者……我可允许台湾的有关非政府机构作为非全国性机构参加，其机构名称必须用‘中国台湾××××机构。’同期，中央也批准了我们起草并与有关部委会签的‘关于争取国际奥委会解决我代表权问题的方案的请示’及‘补充请示’”，请示中明确了“必要时可以提出台湾可用‘中国台湾奥委会’名称（即不坚持用中国奥委会台湾分会）”留在国际奥委会内，但名称不得冠以“中华民国”的字样，等等。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奥运模式”逐渐形成（3）
1979年3月，在王猛主任和于步血、路金栋副主任多次听取我们的汇报后，决定兵分三路，与国际奥委会的委员和有关朋友交流我们的新精神、新想法。
1979年3月，作者（右）与楼大鹏（左）、赵启鑫同志在瑞士
我们这一路由主管国际司组织工作的司领导宋中、何振梁带队，我和楼大鹏同志陪同，可能还有另一位成员。我们的任务是先参加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并作陈述，然后再赴乌拉圭首都蒙特维地亚出席国际奥委会第81次全会。出于工作策略的考虑，在1979年3月的洛桑执委会上没有作出关于我国席位问题的最后决定，执委会只是建议由国际奥委会出面安排我们与台湾方面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