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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会奥运村布里德雷班是一个只有1300人的小镇，海拔600米。我一抵达这里，就沉浸在这漫天飞舞的大雪里，脚下的积雪已有半米深！
当地奥组委为我们配备了三名懂中文的助理。首先与我接头的小伙子是个福建人，名叫陈涛，是我国地质科学院的一名留法学生，工作很主动，帮我落实了许多问题。本届冬奥会共有14个分项133个小项，分布在10个比赛场地进行。场地之间看似不远，但由于全部是山路兼雪路，车轮要装上防滑链才能走，所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动辄两三个小时。这真应了我们中国那句老话：“看见山，跑半天。”一天下来，干不了多少事，显得工作效率很低。一晃三天，我检查落实我国体育代表团在三个地方的住地和注册事宜后，又去落实了伍绍祖主任、奥申委张百发副主席和何振梁、梁丽娟夫妇在国际奥委会总部饭店及周边饭店的住房问题。他们住的饭店全是四星级饭店，但在海拔2000米的山上，条件已经十分不错了。
关于旗帜问题果然如何振梁同志所料，法方组委会是按巴黎出版的一本所谓旗帜样本手册行事。中国台北代表团使用的是1979年名古屋决议之前的旗帜。我当然不同意，耐心向注册中心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人作了解释。他们又找国际奥委会的总干事去核实了此事。在检查运动员报名单时，我又发现对方居然漏输入我11名运动员。后来又在制证升级问题上与法方组委会争执了起来。直到第一批人员抵达奥运村，上述问题还没有解决利索。后来我团主管报名、注册的专家张全胜和王雪涛同志抵达后，才彻底解决了有关问题。
在阿尔贝维尔第16届冬奥会开幕前几天，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一行，奥申委副主席、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夫妇，奥申委副主席张百发一行以及体育考察团相继抵达法国。
各路人马一抵达驻地，就相继开始了申办和考察工作。伍绍祖主任由魏纪中、宋鲁增和王金榜等同志陪同，马不停蹄地拜会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当地组委会官员，并由我国驻法蔡方柏大使和文化处张崇华参赞等陪同到我们奥运村看望了代表团运动员和教练员。
何振梁夫妇一抵达国际奥委会委员下榻的饭店就与我联系上了，叮嘱我每天要向他报告一下奥运村的情况。后来由于他的工作太繁忙，也不可能每天听我汇报了，但他还是到村里看望了我们代表团，并和徐寅生团长一起做了动员。他还挤出时间与美籍华人夏元春女士一起请叶乔波、王秀丽等著名速滑运动员共进晚餐，做运动员的思想工作。
由张百发副主席率领的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包括副秘书长、公联组长屠铭德、副组长李国宾及外交部的赵力平等同志。张百发同志可能由于水土不服，一到山里肠胃就犯了毛病，但他仍带病坚持工作。
在开幕式前一天的团长会上，由于团长徐寅生同志还在路途中不能与会，我和张全胜代表徐团长与会。按惯例，这天的团长会仍由国际奥委会主持，主持人是国际奥委会总干事卡拉德。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斯米尔诺夫、奥林匹克团结基金主席洛佩斯和本届冬奥会组委会两位主席米歇尔？巴尔涅和世界滑雪冠军基利都出席了团长会。大家提出了不少问题，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会后我主动与国际奥委会的几个熟人进行了攀谈。由于组委会主席之一的基利先生将通过本届冬奥会竞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所以，我还特别向他表达了祝贺与期望，祝贺他本届奥运会组织的有特色，期望他早日成为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他也对我国体育代表团和北京申办工作表示了良好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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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团长与获首枚银牌（1）
2月8日的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开幕式，充分体现了法兰西民族的浪漫、奇特性和创造力，几乎每一个编排都令人惊叹。徐寅生团长指定我参加代表团入场式，他请译员陪同他上看台观看开幕式。当著名足球明星普拉蒂尼和一个小男孩一起手持火炬，从我们身边跑过共同点燃奥林匹克圣火后，运动场四周骤然冒出一圈几十米高的充气圆柱体，随风摆动。加上灯光效果，十分热闹、新奇、壮观。开幕式在人们的激情顶点戛然结束，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晚上9点我们就随车回到了住所，但唯独不见徐寅生团长回来。一问他的译员才知道，开幕式散场时，由于法国总统密特朗等贵宾离场，把徐团长与副团长、译员等冲散了。丢了团长岂不是笑话！有同志给我宽心说：“没事，再等等警察就会把徐团长送回来。”我立即询问组委会交通部、安保部和村内国家奥委会接待中心等有关单位，均答复没有见到我所描述的徐团长的身影。我们又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深夜10点仍没有消息，我急忙报了警。我与当地巡警部门交涉后，直到10点半，仍不知团长的去向。我也有点慌神了。当地巡警知道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团长是个部长级的人物后，一下又增派了三辆警车在阿尔贝维尔小城挨家饭店、酒吧进行查找。
正在我们焦急等消息之时，值班电话突然响起，张百发副市长从电话另一端告诉我们，徐寅生团长正在他那里吃饭。我们心头一块大石头落地。经过通话了解到，原来开幕式后，徐团长一行被法国总统一行贵宾冲散。他正犹豫时，张百发同志看到了他，就坚持拉他去山上北京奥申委代表团下榻的饭店吃饭。山路难行，当时又没有广泛配备现代化的通信工具，直到徐寅生同志抵达张百发同志住所才和我们联系。一场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丢失”事件才告结束。
随着冬奥会竞赛项目的展开，申办工作也逐渐由饭店转向赛场。
2月10日举行女子500米速滑决赛，团部所有人员都出动去助威。徐寅生团长派凌宁同志把考察团的人员也都组织了起来，大家在场地上扯起四面五星红旗。拉拉队一会高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会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为我女运动员加油。叶乔波、薛瑞红等不负众望。在全场的欢呼声中叶乔波滑出了40秒51的优异成绩，为中国赢得了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枚银牌。实现了我国冬季项目奖牌零的突破。薛瑞红也滑出了她自己冬奥会上的最好成绩。当时新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托马斯？巴赫先生与他的两位朋友就坐在我身边，他的两位朋友加入了我们的拉拉队，并和大家一起
1992年2月，与徐寅生团长共祝叶乔波获冬奥会
第一枚银牌，实现了中国冬季项目奖牌零的突破
又摇旗，又唱歌。巴赫先生笑着对我说：“没想到中国人也这么开放”！
时隔四天，叶乔波又参加了女子1000米速滑决赛。那天赛前，徐寅生团长召开了全团教练、干部会，他对赛场上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绘声绘色地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如何对待困难与胜利、乐观与悲观、掌声与喝倒彩、情绪与错判、内圈与外圈等讲了许多道理。我当时想，如果不仅是教练和干部，也让运动员直接聆听徐团长的讲话收效就更大了。
叶乔波比赛当天，正好是西方的情人节（2月14日）法国组委会颇有人情味，送给村里的女选手一人一束玫瑰花。我开玩笑地问乔波：“怎么这么早就把晚上决赛的鲜花送来了？”而她心中的目标更高，对我说：“鲜花前三名都有，我要的是奏国歌！”以乔波当时的最好成绩，她与美国选手、上届冬奥会冠军鲍尼？布莱尔还真有一拼，鹿死谁手很难说。比赛当晚，在我们摇旗呐喊声中，乔波滑得十分出色。但鲍尼发挥得同样出色。结果乔波仅以002秒之差再次屈居亚军，她感到很遗憾，惋惜的眼泪挥之不去。国际奥委会何振梁副主席为鲍尼、乔波以及第三名颁发了奖牌。这是中国冬季军团在阿尔贝维尔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二枚银牌。
在另一个有望冲金的项目女子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比赛中，我国年轻但有实力的选手们一路领先，眼看中国在冬季奥运会上第一枚金牌即将诞生时，我队最后一棒运动员张艳梅领先滑到距终点还有最后20米时不慎跌倒，留下了极大的遗憾。我至今对那个场景记忆深刻。但是当时年仅15岁的花样滑冰女运动员陈露在这届冬奥会上初露头角。虽然她的服装、音乐设计都不理想，但是她基本功不错，尽管在规定动作比赛中排在第11位，其创编动作却完成得相当好。最后一组是由规定动作的前6名进行创编动作决赛，小陈露只能和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