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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这次亏可吃得不小，但大局未定，他也不敢怠慢。一等杨宇霆跑回奉天，张作霖便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商讨对敌计划。最后决定：由张宗昌和姜登选的部队在徐州防御；由驻守在热河的张学良、李景林、郭松龄和阚朝玺的部队，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张作霖一方面加紧调兵遣将，进行部署，一方面又与冯玉祥虚与委蛇，向冯玉祥表示：“只要有一线的和平希望，也不能不委曲求全。”这样，张、冯双方又一次达成暂时的妥协。11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签订了“和平条约”。然而，此约签订不到十天，张作霖部下郭松龄又于11月22日，与冯玉祥签订了“郭冯密约”，矛头直指张作霖。
郭松龄倒戈反奉，把个张作霖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这场戏演得也是十分热闹，东北王被逼得差点没有跑到旅顺去跳海。
郭松龄乃张作霖手下的一员悍将，为张作霖霸业的成就，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与张学良关系十分密切，深得少帅的器重。在奉系军中，郭松龄乃一“新派”代表人物，因他和李景林都是国内陆军大学毕业的，所以又被人称为“土派”。而新派中的另一批人如杨宇霆、姜登选等人，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人称“洋派”。这些人资格老，地位也高，所以对郭松龄等“土派”中人，很是看不上眼，屡屡排斥。由于郭松龄治军严整，英勇善战，战功卓著，颇得张作霖的赏识，其地位和声望也在不断地提高。杨宇霆、姜登选等人对此更是嫉恨。因此，郭松龄和杨宇霆、姜登选等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地加深。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一次军官首脑会议上，郭松龄因山海关久攻不下，主张突袭九门口。姜登选认为第一军已占领九门口过半，不同意郭松龄将山海关的正面部队调到九门口方面。双方于是发生口角，争执不下。郭松龄在盛怒之下，拂袖而去，擅自指挥部队撤离前线。张学良得知后，策马急追，经过苦心说服，郭松龄才带着人马重返前线。等郭松龄回到战场之后，姜登选却又托病离开战场回到沈阳。这样，郭松龄、姜登选私怨进一步加深。
战争取胜后，自然是论功行赏了。郭松龄本以为安徽督军非己莫属，不料张作霖却委任姜登选当督军，再环顾左右，李景林当了直隶督军，张宗昌当了山东督军，杨宇霆也被委任江苏督军，唯独自己落得两手空空。郭松龄心头怒气，勃然而生，暗忖：“自己乃一出生入死冲锋陷阵的将军，为你老张立功匪浅，到头来反倒不如一个在帷幕之内指手画脚的参谋，如此赏罚不公，实难心平，当真可气可恨！”于是，贰心遂定。所以，在奉军江南惨败，张作霖又欲挑动干戈，对付冯玉祥时，郭松龄便联合李景林，与冯玉祥秘密地订下了反奉协定。
11月22日，正当郭松龄、冯玉祥签约之际，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回奉，张学良也劝郭松龄回转奉省，向张作霖面陈自己的意见。郭松龄意识到自己的活动已被张作霖识破，召自己回奉，不会是好意，立刻下定了“提前行动”的决心。当天，郭松龄便对张学良说：“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无可挽救了，不如父让子继，由你接任东北最高首脑，整治东三省局面。”张学良听了，骇然吃惊，却不动声色，遂即便搭乘北宁路火车离去。早先，冯玉祥曾建议郭松龄将张学良扣留，可郭松龄因感于张不学良与自己的私人厚谊，不忍下手，任其走了。
当夜，郭松龄与李景林进行密议，连发三个通电。第一电，要张作霖即日下野，请张学良接掌大权；第二电，要杨宇霆下台；第三电，宣布奉军和国民军双方停止行动。第二天，郭松龄率司令部和卫队搭车东上滦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郭松龄在会上列数了张作霖的种种不是，表达了自己倒张的决心，最后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了固然没有问题，倘若不幸失败，我惟有一死而已。”其夫人韩淑秀当即应声说道：“军长若死，我也不能活了。”在座军官一个个都默然无声，会议气氛低落得很。
说来姜登选也活该绝命于此。正当郭松龄开会之际，姜登选乘专车返奉经过滦州，郭松龄闻知后便命人以请姜登选会晤为名，把他扣押。姜登选知郭松龄欲起事，极力反对。新仇旧恨使郭松龄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命令把姜枪毙。于是，王副官带着两名卫士，骗姜说用汽车把他送往城里。当行经一片沙滩地时，这位王副官向姜说：“这是一段沙滩，车子不好走，请督办下车走几步吧！”姜登选便下车前行，未走几步，王即向姜开枪射击，姜即应声仆地。随即又补上两枪。这样，声名一时的安徽督办姜登选就这样死去了。王率两名卫士，就地掘了一个坑，收尸掩埋，便即回城向郭松龄复命去了。
11月24日，郭松龄在滦州再发通电，列举张作霖“失政”和杨宇霆“祸奉罪状”。并说此次挥师还奉，一待驱除祸首之后，“即率部屯垦边境，以固国防。”与此同时，冯玉祥和李景林也宣布“中立”，并通电迫张作霖下野。之后，冯玉祥即遣宋哲元率师出喜峰口，向承德、热河进军。
25日夜，郭松龄派魏益三部息灭车灯，潜行出击。26日攻下秦皇岛，27日冲过山海关。29日进占绥中。郭松龄部俱是奉系军中精锐之兵，来势果然一路横扫，不比寻常。30日，张作霖发出了对郭松龄的“###”电，声称“郭松龄与左派相提携，欲使中国赤化”，悬赏八十万元求购郭松龄的头颅。同时为作一缓兵之计，又赶忙将杨宇霆免职，请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内田转达郭松龄，表示自己要和平交出政权。
郭松龄没有予以理睬，坚持要张作霖下野。张作霖一看计不得售，只得倾其全力陈于连山，想借地形之利阻退郭军。可郭军不惧天险，不顾严寒，一举击溃奉军的阻击，取得连山之战的胜利。12月5日，郭军又占领了锦州，前锋抵占沟帮子等地。紧接着，郭松龄便准备进兵新民、营口，两路直夺奉天。
日本人一直瞪大着眼睛紧盯着张作霖与郭松龄之间的对垒。日本在东北王身上花费的心思可不少，好不容易才扶植起来，怎么也不能容忍就这么一下子便被打倒。而且日本还考虑到张作霖和郭松龄之战推进到东三省境内，日本的权益更可能大大地受到损害。因此，在郭松龄宣布倒戈的第三天，日本便宣布：在满蒙有帝国非同寻常的特殊权益，对满蒙发生的任何事件，日本政府都不能持“傍观态度”。张作霖这时已经是走投无路，又想起了他的日本朋友们，赶紧派杨宇霆到大连去同日本人磋商，请求援助。
1925年12月4日上午，日本内阁召###议。日本陆军大臣宇垣说：“根据我们所能得到的各种情势表明，这一战的结果对奉天大约很不利，很可能以张作霖的失败而告终。我所感到忧虑的是，倘若张作霖果然被郭松龄赶下台，何人能够取而代之以维持奉天政局？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其结局很可能会出现无视日本在满蒙地位的狂暴事态。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长期为张作霖所统治的北满势态，将难以保持以往的平静。如果这种情况不予制止，其结果对日本必有不少不便及不利之处。可说在这种形势下，如对即倒的张作霖给予强有力的援助，采取积极的行动，则又是十分危险而且显得草率得很。所以目前可尽力采取各种手段，以保护南满铁路沿线帝国侨民的生命财产。本人以为可以根据附属地之地势及败军杂乱的情况，在距铁道沿线一千米以内的地方派军队巡逻，以寻求防备措施，所以我们还须和关东军司令官取得联系，共作计议。”宇垣谈完了自己的看法后，日本外务大臣币原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今年的时局与去年直奉战争时不同，总的趋势表明，冯玉祥和南方的国民党将左右中央政局，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因此，我们若只把目光囿于满州的局部情形而不顾及北京和长江方面的形势，轻率地作出表态，这对帝国的利益是十分危险的。所以对辽西目前的形势，帝国当不应反应过于灵敏，可以援引去年对直奉两军发出通告之例，向郭、张双方发出通告，提请他们慎重对待帝国在满州的权益。而且，据今天早上的报纸报道，国民党中与日本关系颇深的殷汝耕，已经参与郭松龄外交方面的事务，这样我们正好可以通过殷向郭传达我们的意愿，并警告郭，如其敢有反对日本在满州的权益的言行，则引起的一切重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