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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何迁的耳朵已经兔子一般敏捷地竖了起来。
老侯的声音从后面传来，虽然人声嘈杂着，还是一字不落地被何迁收听进去：“屁股门子！我要能弄出免税车来，我还干狗屁食品厂啊——我们不是合资企业吗？按政策有自购免税车的待遇，我这小厂子，就一个指标，我也没用，我有一辆双排座送货就足够了。”先前跟老侯说话的那个人笑道：“所以我不要这车，国家给老侯的政策也是浪费。”
“唉，”何迁对面的人扫兴地坐下，说：“叫他拣了个便宜。”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大家继续喝酒，这个话茬就被隔了过去，何迁却严重地走了心思了，直到李爱国连喊了他两声，何迁才恍惚一惊，眨巴了几下眼，茫然地笑起来。
没出半个月，何迁已经紧锣密鼓地把国家对三资企业的几乎所有政策突击学习了一遍，又通过高学良的种种关系，跟主管三资企业的部门头目们做了初步的沟通，曲线了解到一些相关政策的漏洞。原来，自80年代初，我国就开始允许外商免税进口一部分“自用车”。按规定，三资企业免税自用车由海关监管，两年内不得转让出售，两年后出售的，应由海关依法征税，但实际上，许多三资企业在海关无力监管的情况下，将自用车转让出售，赚取非法利润。
何迁当着大家的面，对这种钻政策漏洞损公肥私的伎俩表现得深恶痛绝，暗地里则激动得彻夜难眠！他知道：他的机会又来了。
何迁正亢奋地设计着自己的将来，周围的局势忽然一阵动荡，似乎只是一夜间的事情，学生们忽然铺天盖地地涌上街头，群情激愤地高呼口号。看着飘扬的旗帜和那些额头上缠了布条慷慨激昂的大学生，何迁有些懵了，不知道这个国家又要怎样。
何迁混在人群里跟着游行的队伍观望了一会儿，又听他们挥着拳头演讲了两回，他也跟周围的群众一样，开始明白这些热血青年原来是为了挽救中国，不由得也有些热血沸腾，在人群里高叫了几声好！回头一想：是不是文化大革命又回来了呀？这回倒霉的又是哪些人？自己这样的会不会被捎上？一时脚步也放得慢了，逐渐脱离了队伍，在追踪学生的群众尾巴里心神不宁起来。
看来国家又要出大事了，将来如何真的不好说了，新公司还是缓一步申办比较稳妥，而且自己那些存款一定要守住风声，弄不好自己再被当“坏猫“收拾掉，就真的悲惨啦。
少不了跟高学良打探消息，没想到高学良也是迷惘。只说：“我听学生们说的全没错，反腐败，反官倒，应该是爱国运动，是不是有什么上边的背景我们都不了解，可能还要观察一段儿，最近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妙。大罗跟金水旺也是刚从我这里走，以后你们还是少来的好，非常时期啊。”
何迁迟疑道：“政策会不会变？看起来又象文革啊。我最担心的就是变天。”
“别瞎说话！”高学良严肃地警告他，顺眼看了看门口。何迁眨巴下眼，说：“姐夫，你要听到上边有什么风吹草动，可不能撇下我不管啊。”
高学良敷衍几句，抓紧叫何迁走了。然后把办公室的门关好，从抽屉里取出何迁送给他的两万元存折，皱着眉不知怎么办才好。运动来了，会不会冲击到他？应该不会。不过这两万元要是被人知道了，后果会怎样他真的猜测不出，毕竟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和走向他毫不知情。
最后把存折夹在“毛选”里，又把书柜锁了，看两眼，心里还是不安，不过又真的舍不得把存折烧掉。
一晃就到了五月底，九河跟全国一样还是大“乱”着，最初的爱国运动也已经被重新定性为“反革命动乱”，社会上到处是怒冲冲的激情，国家似乎已经到了随时可能崩溃的边沿。何迁的新公司当然没敢贸然成立，大罗这里也有些举步惟艰的窘迫，职工们的心思好象都不在工作上了，连大罗自己也快没了管理厂子的情绪。
眨眼之间，天翻地覆，北京的枪声响了，很多人都傻了眼。
接下来，二十世纪九零年代的开端是充满忧虑的，除了不谙世事的孩子，几乎没有谁拥有着真心的快乐。在“敌对国家”的一片声讨和经济封锁中，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停滞甚至回流的趋势，物资不畅物价飘扬，一时民心惶惑。一些外资企业纷纷撤离中国，国内的个体私营经济也被波及，遇到了凭一己之力无能挽回的“寒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经济惟一后退的一年。大罗、何迁他们这些生意人的日子明显的不不好过起来。
原来为大罗提供加工业务的英资公司也缩了水，一下子断了定单，国内的几家大客户要货也没有了先前的劲猛势头，大罗只能连连叫苦，迫于无奈，不得不暂时裁退了部分职工，偌大的厂房一下子显得空落不少。
大罗在车间彷徨着，脑子有些空虚，望望窗外，只有高远的长天，似乎没了方向感。下一步要怎样？大罗真的说不清楚。
乱马卷三：乘风破浪（1988…1997） 第一章…躁动岁月…10
（更新时间：2005…6…10 9：49：00 本章字数：2676）
这时的王老成家，电视新闻里在播放着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的新气象，林芷惠一边跟孙子搭着积木，一边偶尔瞟一眼屏幕。电视的音量调得很小，她知道老伴儿正在打坐练气功，忌讳打搅。
新闻结束了，王老成还不出来，估计今天又加了一套功法吧。要说这气功还就是神奇，每回老头儿就那么闭着眼往床上一坐，下来时就是一脑门子虚汗，连叫舒服。听说那几个气功大师更是厉害，能隔着几千里地给人发气治病，连大兴安岭的火灾都给灭了，连导弹的路线都能给改变了，这下老百姓可以活得塌实了，什么帝国主义和苏修、台湾，全白给！
现在，王老成除了每天坚持在家里和公园练功，坚持喝“信息茶”外，几乎不再关心别的闲事儿，甚至连老三的情况也似理非理了，也可能是渐成习惯终于麻木的缘故吧。有时候说起来，王老成还自我安慰似的跟老伴儿说：“看现在这局势了么？一觉醒来就不定变了啥天儿呢。买卖黄了也好，要是他干得热火朝天我还得挂心，你忘了资本家是怎么被打倒的了？还不是因为有俩钱儿？塞翁失马，未必不是福啊，什么事儿要是辨证地想，就心宽啦。”
林芷惠笑道：“左右是你的理。前些天你还跟学良说人家的什么辩证法就是变戏法呢。”“随便变，变来变去变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什么都是有定数的。你不是信命吗？我看老三这次也许还就是走了转折运哪。”
说到老三，王老成才想起又有几个月没去看他了。现在每个月的接见日，除了被老三那些朋友占用外，就是两个女儿跟林芷惠轮流去，只有逢了节，王老成才跟老伴儿一起去探监。看到儿子很欢腾的样子，他也放心了。王向东说，估计他能减刑，半年八个月不一定，要王老成跟李爱国联系一下，在关键时刻打点一下监狱的领导。算算时间，才发现真是快，即使不减刑的话，再有一年王向东也该出来了。大家自然是高兴。
倒是监狱里面，王向东在独自一人时，却是满心忧患，他不知道将来出去了能做什么，他听说社会上发生了“暴乱”，国家差点儿就给颠覆了。朋友们来接见时，因为有狱警在旁监视，对外面的敏感事件也不多提，只是每个人说起来情绪都不明朗，看样子大家的心态都不很得意。
王向东心里难免又多些忧虑。他甚至联想到当初他的服装店倒闭后大家一起对他隐瞒的旧事，开始怀疑外面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致命的变化，大罗、何迁甚至李爱国他们的情况真的象他们说的那样“瞎胡混”吗？何迁的公司还在吗？大罗的服装厂是不是也早被“暴徒”瓜分了？尤其是丰子杰，大家都说他在南边发展得不错，实际情况呢？会不会已经象韩三一样……王向东不敢再想下去，总之他对外面的世界完全没了把握，自己的将来也成了悬案。
没有土壤，再好的种子也只能干枯或者腐败。
所以越是临近刑满，王向东的心里越是迷惘。虽然在监狱里他“生活得很好”，也结交了一些很“铁”的朋友，可早晚他还是要出去，要走上新路新生活，外面有什么在等他？除了破碎的家，空虚的存折，一些需要逐渐纠正的善意的谎言，一些必须重新认识和适应的环境之外，“机会”两个字还存在吗？
其实，外面的情况虽不乐观，也远没有王向东鬼祟揣测的那样糟糕，对于象大罗这样无法掌握政策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