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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课过程中也必须一站到底。
囚犯们总是对无数的细微规则和规章感到灰心。他们几乎不可能避免因为某事受到处罚。即使最顺从的罪犯，也最多可以指望因为其表现好而被减去3天刑。
在19世纪60年代，政府感化院检查员们将加拿大制度形容为“一种严厉的镇压、强硬的威压。这种制度不承认罪犯的条件应当在其表现良好时有所改变或改善。”他们倡议采取爱尔兰适用的那种“渐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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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制：假释的开端
在爱尔兰制或“克罗夫顿”制中，罪犯能够逐渐争取恢复自由。他们从独居制（宾夕法尼亚制）开始，然后白天与其他罪犯一起工作（奥本制）。在这第二阶段，罪犯的良好表现可以挣分。他们挣的分能够依次赢得进一步的特权，包括“假条”和假释。
1868年的加拿大感化院法规定了为引进一种克罗夫顿式的制度的法律框架。除其他革新之外，该法规定了一种免除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如果罪犯表现良好，一个月可以赢得长达5天的减刑。
克罗夫顿制和大棒
提早释放是矫正当局开始摇摆的一根希望鼓励罪犯改造的“胡萝卜”。但是，在另一头是不定期刑的“大棒”。许多刑罚改革家担心，未得到改造的罪犯在等待刑期届满的过程中只是在墙上刻刻画画。一些人认为，监狱长应当有权将罪犯关押到他们真正改善时为止，即使需要终生的时间。
监狱本身的状况在恶化。1867年，在加拿大组成联邦之后，联邦政府承担了在金斯敦、哈利法克斯和新不伦瑞克圣约翰的省感化院的责任，但是这些感化院的条件并没有明显改善。
纽约监狱协会秘书伊诺克·C·瓦因斯写道，金斯敦感化院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完全未实现这样一个机构的目的。”他认为该感化院应当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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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成为一个问题
但是，政府不能失去任何监禁空间。罪犯的人数呈螺旋型上升。到1867年，金斯敦感化院关押的罪犯达到907名，拥挤毁坏了纪律。政府必须建造新的感化院来缓解压力。
在10年之内，加拿大建造了4所“大房子”。1873年，在蒙特利尔附近建造了圣文森特·保罗感化院；1875年，在斯托尼山建造了曼尼托巴感化院；1878年，在新威斯敏斯特附近建造了英属哥伦比亚感化院；1881年，建造了多切斯特感化院。多切斯特感化院代替了古老的圣约翰监狱和哈利法克斯监狱，成为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和爱德华王子岛的联邦监狱。
剥夺自由不改造
新感化院的建立帮助缓解了拥挤状况，但是也拉响了19世纪末期在加拿大和美国频繁监狱暴动的警报。这表明感化院制度根本无效。剥夺自由本身不起任何改造作用。
像18世纪的监狱改革家一样，维多利亚刑罚学家倡导的改革是范围更大的渐进的社会改革运动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越来越强调专业化。监狱改革家们努力使犯罪学成为一门令人尊敬的学科。国内和国际组织非常活跃。加拿大是第一届刑罚会议的积极参与者。
同时，在另一个层次上，像1874年组建的多伦多囚犯援助协会之类的组织试图帮助从监狱释放的囚犯来适应自由。
“‘天生犯罪人’前额突起、长臂、大耳。”
对犯罪的古老宗教解释不再被人接受。但是，对于什么引起犯罪或者如何“治疗”犯罪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面对着令人尴尬的累犯事实，刑罚改革家们希望考虑任何解释和探索任何解决办法，但是有些稀奇古怪。
生物学的解释很流行。这便是颅相学（对头盖骨的隆起部分的分析）和“天生犯罪人”概念的盛行。自称为切萨雷·龙勃罗梭于1889年写出了《犯罪人论》。在书中，他宣称犯罪人是进化过程中的返祖者。通过突起的前额、过长的手臂和过大的耳朵可以将他们鉴别出来。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 加拿大人仍然相信，犯罪是遗传的，惯犯应当被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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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试验样本
J·G·莫伊伦在1875－1895年期间任感化院检查员。他在其报告中讲到“罪犯是最好的试验样本，因为不允许他们有自己的任何意愿……监狱内部就是一个供卫生、教育、身体和道德改造等各种新计划进行试验的大剧场。”当时，他可能一直在想着社会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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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主题：罪犯是病人
到20世纪初，罪犯不再被看作是需要赎罪的罪人，而是需要治疗的病人。
在20世纪，有关皇家委员会的建议开始反映刑罚学中的这一新主题。1914年，一个皇家委员会呼吁“对个人进行仔细和科学的研究。”监狱不能再像工厂那样开办，把人体材料处理成可互换的部件。
当然，在加拿大矫正制度中理论与实践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犯罪率的波动、经济的压抑、变换的政治优先考虑和管理问题干扰了值得向往的计划的实施。
刑罚改革家们和刑罚当局看问题并不总是一致。刑罚改革家们的首要关切是帮助囚犯；监狱长们关心的首先是维持秩序。
1924年，感化院主管W·S·休斯在其报告中指出：“感化院中囚犯的治疗继续是一个争论的主题；多以百计的对犯罪一知半解、对罪犯一无所知的人仍然继续提供建议或者要求治疗罪犯。对于这些被定罪者来说，最为幸运的是尝试感化院很少这些未经试验的建议。”
改变是缓慢的。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加拿大开始了囚犯分类计划、专门的少年设施、综合的工业农场体制和关于善行减免和假释的规定。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现了一股经济犯罪浪潮，特别是失业青年人中的经济犯罪特别严重。1929年，感化院中关押了2769人；1933年上升到4587人，增加了66％。
当局对犯罪和罪犯采取了一种强硬路线。改造一度再次服从于镇压。罪犯被赶向绝望的程度。在D·M·奥蒙德将军作为感化院主管的军事统治时期，发生了20起暴动和其他一些形式的骚乱。所有7所感化院都饱受混乱困扰，包括殴打、枪击和枪杀等。
分水岭报告：阿香博委员会
暴力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并且成了1938年阿香博委员会产生的催化剂。该委员会的报告是现代加拿大矫正改革的分水岭。它的88条建议几乎囊括了矫正制度的每一方面。报告中的许多观点至今仍然很有影响。
报告的主题是改革不能受到惩罚的影响。矫正制度的目标首先应当是预防犯罪，其次是康复罪犯，最后是努力阻止惯犯。
委员们对几乎完全没有康复计划感到悲伤。他们建议改善监狱教育、娱乐和工作计划，提高女犯待遇，改革假释和缓刑制度，改善释放后服务，进行行政重组和改善分类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公众对监狱改革的兴趣。阿香博报告的执行被暂时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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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从1946年－1960年，陆军少将拉尔夫·吉布森担任矫正局的局长。在他任职期间，机构的数量从7个增加到了15个。1947年，矫正机构引进了心理学服务。1958年，矫正局雇用了第一个专职精神病学家。随着1952年在金斯敦建立了考尔德伍德感化院职工学院的建立，推动了对职员的培训。
在阿香博报告出台之后的30年里，感化院制度继续经受有关皇家委员会、政府委员会和私营机构的审查。这些机构的报告很少质疑最初的感化院理想：改造。它们对绝大多数罪犯会在监狱中获得改造持乐观态度。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官方对改造态度的一致产生了一些裂缝。在1969年的奥伊米特报告中，委员们断定最可能获得改造的罪犯在监狱之外也可能表现很好。
到1970年——34个机构
到1985年——62个机构
—项新的建筑计划开始了。到1970年，机构的数量达到了34个。感化院被分为最低警戒程度、中等警戒程度和最高警戒程度机构三个类型。对感化院的分类使当局获得了将不同类型罪犯进行分类隔离的机会，并因此使得在制定适当计划方面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最低警戒程度的监狱并不要求旧感化院那种军事纪律。
顽固的罪犯是另一回事了。被认为不可改造的罪犯估计占3％。1968年，第一个“超高警戒程度”机构在魁北克的拉瓦尔建成了，关押能力为140名罪犯。这种机构的概念立即引起了争议。
对许多治疗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