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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他养成了每战后必定总结经验的习惯。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3）
宋代诗人陆游的名句，可以用来概括他的思想方法。
蜀军第五师处于不利态势。
蜀军其余四个师，加上客居川地的滇军、黔军和陕军都为袁世凯所提升的四川都督胡景伊出力，构成了庞大的拥袁武装力量。
讨袁军公推熊克武为总司令，兵分四个支队，采用南北防御，中路进击的部署。
刘伯承所在的第一支队西趋泸州，担任主攻。
当面的敌人是川军第一师的主力旅，颇有战斗力。
战斗从1913年3月4日拂晓打响，刘伯承率全排随连队投入寒坡场战斗。
这次，他力求发挥全排的整体力量，组织工作做得很细，在战前动员时他讲道：“弟兄们，袁贼不除，国难不已。
我们要勇敢冲锋，为共和国而战！”士兵明白了作战任务，斗志昂扬。
他和另外一个排长协同配合，带头冲锋，经过几次拉锯，终于打下敌人阵地。
连长蒲剑鸣怕死，见到情况紧急，伤亡又大，就惊惶失措，跑到营部告“急”，说“一连人都打光了，赶快增援。”
刘伯承等两个排打了胜仗，却找不见蒲连长，只好越级向营长报捷。
这一下使李遐章营长愣住了：连长“报急”，排长“报捷”，太离奇了！当看到刘伯承送来的俘虏和战利品时，李营长才完全明白了真相。
于是他责骂了蒲剑鸣的怯战无能，撤职查办，同时，即命令刘伯承代理该连连长，并报请上级正式加委。
8月12日，敌方大量援兵疯狂反扑，讨袁军势孤受挫，被迫放弃经刘伯承等苦战攻下的寒坡场。
第五师重新组织进攻，夺回了附近的五里店阵地，形势有了改观。
刘伯承等部奉命追击退却之敌，至石洞镇与右翼部队会合，并绕道袭击敌人侧后，13日占领立石站，进据离泸州50华里的特凌铺。
左翼部队也沿长江左岸，取得进展。
正在战争顺利发展时，讨袁军南边防线被黔军突破，重庆大本营处于滇陕两军东西对进夹击之中。
熊克武急令攻泸部队立即回援，刘伯承随部队兼程东返，当到达重庆西南白市驿时，重庆已经失守，熊克武等讨袁军领导人出走。
历时50天的四川“癸丑讨袁之役”终于失败。
受挫志不挠刘伯承虽然在全战役的主要战斗中都有出色的作为，打了胜仗，但对整个战役的被动局面无法挽救。
从此，刘明昭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声誉在川军袍泽中广为流传。
1914年胡景伊所开列“勿使漏网”115人的黑名单中，刘伯承也赫然在列。
在战斗中他左脚负伤，撤退的组织工作是非常困难的，躲避追兵，保护本队人员，“左遇团练，右遇敌军”，处境十分艰险。
刘伯承只得把枪支交由当地居民保存，遣散随行人员各自谋求生路。
刘伯承带着伤，费了大劲，好不容易走了几十里路，乘着夜色，才摸到一座和尚庙躲避起来。
在庙里，刘伯承遇见了重庆将校学堂讲授地形课的老师，他恰好在此测绘地图，刘伯承求学时勤奋聪慧给他留下了好印象，讨袁的革命精神更为可敬，同时他也需要一位测绘地图的帮手。
于是刘伯承就这样被掩护下来。
后来风声平息了些，刘伯承才悄悄地潜回重庆。
袁世凯的死党胡景伊，为了巩固四川都督的反动统治，严令四川第二师刘存厚捉拿革命党人和讨袁军官兵，务求严密查拿。
刘伯承只好又离开重庆，极端秘密地潜回开县家乡。
开县知县余承宣的“附逆名册”中有刘明昭的名字，他遭到悬赏通缉。
小华山黎洪典、黎边石匠等亲友，平时就对刘伯承推翻清政府的正义事业表示赞成，热情接受这位21岁青年军官到家养伤，在保密保护方面做得极为周密。
刘伯承的脚伤同时得到治疗和护理，不多些日子，即痊愈了。
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4）
本来，由于行动不便，他整天阅读《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书，偶尔也同亲友下几盘象棋。
如今，脚能行走自如，刘伯承开始同开县的进步分子，可靠的同窗好友，有了来往，当局根本寻觅不到刘伯承的踪迹。
他最为关心的是原讨袁军同事们有什么消息，袁世凯越反动越专制，他的反袁意志越加坚定，并且他为反袁而加强了军事作战的学习和思考。
一封上海来信，给刘伯承带来了莫大的欣慰：原熊克武五师的众多将士都先后出川聚集到上海，他们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关怀。
刘伯承对孙中山的救国方案有所了解，由他登高一呼，反袁大业必将走出困境，前景一定光明。
1914年冬天，刘伯承和军中几位同事，在杨先华向导下，翻山越岭，从小路步行到云阳县长江边的一个乡场，恰好遇到有只船启航出川，他们上了船，顺流而下。
经过三峡，刘伯承知道已经摆脱了反动鹰犬的追捕，心里宽松了许多，伫立甲板上，两岸青山对出，前方水天一色，触景生情，思潮汹涌，回顾往事，展望前程，满怀激情，写成一首七律《出益州》：微服孤行出益州，今春病起强登楼。
海潮东去连天涌，江水西来带血流。
壮士未埋荒草骨，书生犹剩少年头。
手执青锋卫共和，独战饥寒又一秋。
仅仅56个字的一首诗，体现了刘伯承出川的明确动机是继续讨袁，他抱着以身许国的坚强意志，准备同封建专制斗争到底。
这首诗是刘伯承充满感情的宣言书，又是比宣言书更为深刻，更富有个人特性的诗篇。
手持青锋卫共和（1）
申江群英会川籍流落申江的反袁志士聚到了一起。
但懋辛、李蔚如、余际唐、卢师谛、吕超、张冲以及王维纲（伯帘）等比刘伯承都要年长些，由于刘伯承的知识面广，在讨袁作战中表现突出，所以这位20刚出头的青年人在群体中颇受关注。
上海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基地，事实上也是反袁的中心，刘伯承在这里能听到孙中山的言论，能接触到三民主义的救国主张。
原五师师长、讨袁总司令熊克武，也从日本归来，无疑更加强了川籍军人反袁的力量。
孙中山很重视这一股进步反袁的力量，孙先生同吴玉章、熊克武有深交，原五师的骨干人物以同盟会会员为主体。
如今随着形势发展，他们都支持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刘伯承在但懋辛的引荐下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为革命组织注入了新的血液。
青年刘伯承在这个秘密革命组织中，积极参加反袁的活动，严格遵守纪律，这是刘伯承早期革命征途上的重要标志，他已经由一个赤诚的爱国军人，发展成为清醒的民主主义革命者。
上海是当时###的敏感点，反袁与拥袁、共和与帝制的冲突，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袁世凯的皇帝梦已经公开化，紧锣密鼓的劝进声震耳欲聋，封建王朝的余孽纷纷登台献丑。
聚集在上海的川籍革命党人，对于这种反动倒退的叫嚣十分痛恨。
刘伯承关心时局，他拿着一份袁世凯出资的伪装民办报纸《亚西亚日报》，请同事们注意。
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古德诺的一篇妙论《共和与民主论》，古德诺是袁世凯宪法顾问，也加入了吹捧袁世凯登基做皇帝的合唱，大家怎么都想不到标榜合众国的高级人物居然鼓吹帝制，他写道：“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郡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
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然而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盖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视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则较难也。”
传阅了古德诺的文章，众人的读后感是“谬论，谬论，最大的谬论。”
在一片嘲责声中，刘伯承冷静地说道：“古德诺先生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做人之道都不懂，太可气了！”引起一阵笑声。
作为熊克武参谋长的但懋辛，尽管已暂时无职务，但同熊的来往密切，彼此相知甚深。
而熊同孙中山相互切磋要事较勤，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