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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实好学风刘伯承认为，军事学院培养的学员必须德才兼备，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军事指挥员必须有忠勇卫国之德，与精通现代武器之才，才能顺利完成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任务。
要实现这个教学目的，其艰巨性不亚于指挥若干大战役，要做好许多细致踏实的一系列工作。
面对重任，刘伯承投入了全部智慧和精力。
他在拟定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时，明确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统一军事思想，树立优良学风，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
在施训中，要注意反对两种偏向：第一种是抛弃我们原有的基础、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另一种是顽固保守，坐井观天，不愿接受现代的军事科学。
他常说：搞剧团要有梅兰芳那样的名演员，开医院要有手到病除的高明医生，办学校要有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
刘伯承为了带好军事学院的这支教师队伍，他以身作则，亲自给高级指挥员讲授《集团军进攻战役》。
1952年5月，他用了18天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编写了33万字的讲授提纲，广泛征求各教授会的意见，用红、蓝、黑笔修改了三次。
当时，大礼堂坐得满满的，学员和教员都来听课，此外来听课的还有华东军区等单位的领导干部。
他讲了足足6个小时，条分缕析，深入浅出，引出一个个生动的战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集团军进攻战役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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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掌教硕果累累（4）
学员们望着刘院长明显消瘦了的面庞，从中体察到这课堂费去他多么大的心血，眼眶都不禁为之湿润。
一位教员感动不已，特意向刘院长请教讲课的诀窍。
他如实地说：“我这是几番心血一堂课，18天准备，6小时讲完。
如果说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四个字：昼夜不息。”
道出了教师劳动的艰辛。
为了使理论学习和预定作业更接近实际，从1951年到1955年，学院共组织了35次实兵示范演习和12次大的现场作业。
这些活动，既统一了思想，又培养和锻炼了学员实际指挥合成军队作战的能力，对部队的教育训练起到重大的作用。
刘伯承堂堂正正，威武端庄的作风，使学员得到高级指挥员应有的庄重形象的教育；1951年6月临淮关大演习，炎夏烈日，他一不戴草帽，二不摇扇子，风纪端正，浑身汗渍，实施指挥。
刘院长严于律己，自然地产生出无形的权威与尊严，大家敬佩他。
战役系的学员，全部是少将以上的指挥员，对他们的培训，刘院长高度重视，周密规划，从难从严。
他对教学人员说：“他们都是中国革命斗争几十年保存下来的宝贵财产，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要靠他们掌握局面。
惟其是高级干部，更应加强领导，对他们放松了，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相因成习，积重难返。
对他们的最大照顾，就是保障他们能学到东西。”
向来重视实战经验的刘伯承，先后两次派出见学团到朝鲜战场。
他反复强调，出去的目的是为军事学院“搭个桥”、“接上气”、“填好空子”，把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学到手，并运用到学院的训练工作当中。
军事学院成立后两个月，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从高、上级速成科调走了44名学员。
过不多久，他提出再调走50名学员和一些院系的领导干部。
刘伯承积极支援朝鲜战场，并对前方战况进行深入的研究。
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和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等人的前线来信，刘院长看得十分仔细，并指示登在学院《军学生活》报，他在按语中指出：“所有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学院目前的训练工作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如果过去有人认为所学与朝鲜战场不符合的话，现在应该得到解决。
全体学员教员应该接受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来努力加以研究，争取学习的胜利。”
见学团回到南京，向刘院长汇报：在朝鲜的两个月中，所到之处，看到志愿军许多干部都在学习军事学院的教材，力求按教材的基本观点指挥作战和指导训练。
一些曾经在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中、高级干部，也向见学团反映，所学的内容对他们有很大帮助。
刘伯承知道教学能为前线有所帮助，欣慰之余，他仍然把研究朝鲜前线作为自己的专项。
1951年7月1日，他在军事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作报告，题为《学习军事理论必须与实际结合》，他着重讲述了朝鲜前线的成就，并提出四个问题：第一，军事上要大大提高一步；第二，兵器物资要送得上去；第三，兵器物资要用得上去；第四，前方与后方要密切协同。
就这四个要点，他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以达到使全院关心、了解朝鲜战场，启发大家在联系实际中充实教学。
此后，刘伯承又组织指导见学团编写了《朝鲜战地见习报告》和《朝鲜作战经验汇集》。
他不以此满足，继而，又组织和指导这一年暑期入学的志愿军学员编写了《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例汇集》一共有10余册，100多篇文章。
这种前线与学院的整体合作，战教结合的相互交流，既升华了志愿军与现代化对手的作战经验，同时也丰富并充实了学院的教学训练。
由于战教结合方针的彻底施行，学员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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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掌教硕果累累（5）
志愿军某部的领导干部给刘院长来信说：“一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学院所学到的东西对于指导实际的重要意义。
过去所学的理论，帮助我们在工作上解决了许多困难，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建军方针，服从建军利益。
如果说我们离校后在工作上稍有成绩的话，这就是学院对我们教育的结果。”
许多毕业学员来信，要求发给他们多种教材讲义各一套，便于他们继续学习和指导部队训练。
部队需要学院的教材讲义如此急切，说明学院的教学同部队的实际紧紧结合。
刘伯承还是像战争年代那样，那里重要他就出现在那里。
教材是办军院的一件大事。
他要求编写材料、讲义，一定要内容准确，用语科学，提法恰当，标点符号无误。
他说：“对基本的东西，不能有一个字的差错。
错了，会以讹传讹，后患无穷。”
1954年5月9日，他在致负责编辑出版工作的王文治的信中指出：“各项讲义用术语须一致，而文字须清楚，否则会使人错解、误解，甚至遗害国防！”当时，有许多人不重视军事术语的统一工作，认为这是细枝末节，是挑字眼抠名词，对搞这项工作没有兴趣；有的则采取轻率态度，随意修改和使用军事术语。
刘伯承认为军事学院是军队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机关，有责任把研究确定的军事术语（包括军队标号）呈报中央军委使用，以在全军得到统一。
为此，他亲自负责，掌握军事术语兴废统一的研究，使凡改变和新起用的军事术语都具有可靠的根据和充足的理由。
刘伯承亲自修改了一些关系重大的军用名词，如把“工兵”细分为“工程兵”和“工兵”，“战车”改为“坦克”，“冲锋”改为“冲击”，“驱逐机”改为“歼击机”，“河川地战斗”改为“江河地战斗”等等。
有时他为了确定一个军事术语的兴废，往往摆满一桌子中外书籍和字典，反复推敲，再三思考，并找来有关人员共同研究后才能定下来。
他还指示有关业务部门在办理这项工作时，要严肃慎重，讲究科学性。
1955年7月，刘伯承在给彭德怀呈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明确地指出学习苏联军事科学的同时，亟须学习我军战史，使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发扬我军光荣的战斗传统。
他还建议：对《苏军野战条令》要批判地使用，要编写成我军自己的条令。
刘伯承有说到做到、雷厉风行的好作风，这些意见也很快地贯彻到了实际工作中，比如到1956年，大部分教材（除兵器部分外）都已重编。
这是相当艰巨的工程，他为此出了大力。
在刘伯承提出“发扬我军光荣传统”主张的第二年，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暴露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
毛主席、党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