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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武工队要完成在敌人碉堡密布的格子网里“创造发展游击战争及其政治工作的发动机”的任务，刘伯承、邓小平决心抽调军政大学第六分校的干部学员作为各个分区武装工作队的主体，再吸收各个分区部队中的优秀战士、班排长参加。
在配合夏季反“扫荡”中，乘敌军侵入太行山腹地后方空虚之机，这些武工队纷纷深入到敌人的心脏地区，展开抗日政权恢复活动，镇压恶贯满盈、证据确凿的汉奸特务，使相当一批地区恢复了抗日政权，严重地打击了敌伪的凶焰，打开了一些地区退缩、麻木的局面。
陆定一（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到路线问题时说：“像武工队就是一个创造，这是好的，有功绩的。”
刘伯承不仅为武工队制定战略方针，还亲自向武工队的干部讲授战斗战术技巧。
他明确指出“战斗应根据政治工作的需要与否而决定之，不能进行任何与之相违背的战斗”，在敌占区要“从保护壮丁、粮食，反特务，保卫群众，团结中国人做起，一直到繁殖游击战争。”
“游和击需要巧妙配合，游中有击，避免穷追，击中有游，避免被消灭；游要隐蔽，击要突然，游来游去，击来击去。”
不寻常的一年（4）
要懂得“不善于使用武器，就什么都没有办法。
军人不会使用武器，就等于剃头匠不会使用剃头刀。”
在组织武工队这个问题上，不难看到刘伯承不但善于在关键时刻拿出切实可行的方针，并且善于组织力量实现方针，更值得重视的是他善于提出如何实现方针的主要方法（战术）。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小道理自然要服从大道理，但大道理要充实，不然，也会是空道理。”
战略家预见1942年8月，刘伯承集中精力完成了《太行军区一九四二年夏季反“扫荡”的军事总结》。
这是一篇12万字的重要文章，理论的深刻性和系统性，同他为抗战两周年写的《对目前战术的考察》一样，都是刘伯承军事学术具有代表性的力作，正如戎伍胜（当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所说：“他写出的东西非常精深，有人说他今年（1942年）写的《五月反‘扫荡’总结》是太行山的《论持久战》，实非过誉。”
苦战出佳作，是常人不易做到的。
同年9月，刘伯承在太行军分区参谋长会议上作了夏季反“扫荡”总结中的敌情估计、我军对策以及八项具体工作的报告。
报告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如：“游与击必须有机地巧为配合。”
“我们作战不但要军事，而且特别要政治，不但是军队，而且特别要有群众武装斗争。”
“我们军队不但要帮助地方工作，而且要帮助地方党军事化。
同样，地方党也要教军队做地方工作，发扬我军传统。”
提高干部素质，从来就是刘伯承十分关注、并为之尽力的一个基本问题。
1942年8月，为了使干部注意“世界军事的进度与趋势”，刘伯承在完成了苏联斯米尔洛夫的《合同战术》中译本的“校正任务”之后，又写出了一版序言。
他仍然同30年代初一样，在每一篇序跋中都要求读者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地消化外国经验。
刘伯承希望干部能从《合同战术》（第一部）中“窥见人民红军的战术全部的精神与实质”，同时要求注意“我们处的物质条件完全不同，而且干部也多半不是从学校转到实际中去，相反的，是在实际斗争中的在职学习。
因此之故，我们只有更艰苦些，更紧张些，才能使实际与理论联系起来，争取战争的胜利。”
4年之后，学习合同战术的现实意义大为增强，刘伯承“于上爱国自卫战争前线时带了这本《合同战术》（包括新译的第二部）及其译稿，才真正开始校正与补译。”
刘伯承的一片苦心，目的是使干部以“知己知彼”为出发点，要懂得“我们在现代战术进程之中，必须知道各兵种弱点当中，寻求所以防御的办法，在缴获了敌人现代化武器之时，即可以迅速使用它们的办法——这就是我之所以急于将此书出版以贡献于我们干部的一点薄意。”
解放战争，刘邓大军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战绩，为刘伯承在最艰苦的1942年游击战争环境里，从事校译《合同战术》作了最好的诠释，体现了他的战略家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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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形象化语言展示深刻内涵（1）
刘伯承在语言艺术上的运用，有很高的成就，尽管他是军事指挥员，可是各界人士对他形象化语言的深刻涵义印象至深。
抗大政治理论教员、文学家徐懋庸的感受很有代表性，他回忆当年太行抗战的情景时，写道：“我对刘伯承同志的敬爱，是由于多次听过他关于反“扫荡”战役的总结，内容丰富，军事理论联系战斗实际十分自然，语言又非常生动幽默，无论知识分子干部或工农干部，都听得津津有味，很受启发。”
为了帮助干部理解战术原则和掌握使用兵器，刘伯承经常运用形象的比喻来表达他的见解。
刘伯承在1939年7月写道：“游击战，与运动战在战术上连贯的一环，就是趋利避害的机动。
这是我们必须掌握着的。
正如俗话所说的：‘不管黄猫黑猫，咬到老鼠才算好猫’”。
过了一年零两个月，刘伯承在《参加百团大战第一战役的总结报告》中，又说：“炮兵不要为工事所限制。
‘黄猫黑猫捕到老鼠就是好猫’，在敌情允许时可尽量接近。
在苏联的炮兵中有这种抵近射击的说法。”
这种形象化的语言，对于大多数出身于农民的军队干部，尤其深受欢迎，因为容易消化。
1940年5月，在白晋铁路大破击的战术总结中，刘伯承说：“敌军现在企图对我们大块根据地，用据点的铁路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紧缠起来。
作一个比喻来说，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成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这个“囚笼政策”专用术语产生后，不久就为全军采用。
与此相应的“交通破袭战”也被列为我军的主要战术。
1942年，日本侵略军残暴疯狂达到了极点。
刘伯承在总结《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中指出：日本侵略军“扫荡”的目标是摧毁抗战军民的生存条件。
抗战区不能像敌占区听日寇自由地掠夺、奴役，故日寇曾在抗战区采取“三光”政策。
这个概括，不但激起当时的全国军民对日本侵略军残酷本性的愤恨，而且现代的历史学家也采用“三光政策”这一专用名词。
如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昭和光》和《中国革命思想》等书中，记载有“冈村宁次大将率领的华北方面军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进行大规模扫荡战，施行中国方面称为三光政策的残酷战术——烧光、杀光、抢光。”
1947年夏季，蒋介石把主力集中在陕北、山东两翼，对我进行重点进攻。
刘伯承仅用三言两语指出：“蒋介石凭借黄河天险只以少数兵力实施防御。
这种兵力部署，很像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其中央部分就成了要害和薄弱部分。”
这里不但点破了敌方的意图，更重要的是使我军指战员懂得自己担负中央突破的战略意义，动员起来为打断这个哑铃“把”而奋战。
善于袭击敌人而又能有效地防止被敌人所袭击，是刘伯承战术思想中很突出的一点。
袭击和反袭击，在他的军事论著中都有切实的阐述。
在为晋冀鲁豫军区《人民的军队》报写的发刊词中，他明确地提出：要防止“反民主力量使用各种手段（不止是单一的武装袭击）阴谋破坏和平民主事业。”
括弧里的十个字，是报纸即将发排时，根据刘伯承的意思临时加进去的。
1941年1月27日上午，他向一二九师直属队党员干部传达中央指示时，在讲解提高警惕性时，刘伯承说：“刚才天亮前，有个部队受袭击，死了干部，可惜！受袭击可耻！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后面这句土话，经他一运用，就成为提高警惕防止袭击的警句了。
刘伯承为了教育干部懂得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的道理，在蒋介石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的前一天（1946年6月25日），刘伯承在邯郸下达的战术指标中写道：“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