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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来传去，就连一向对袁崇焕信任有加的皇帝也开始怀疑自己的爱将是不是安了什么别的心肠。
十一月二十七日，后金部队退到南海子，沿途烧杀抢掠，企图激怒袁崇焕出来决战。但是袁崇焕就是纹丝不动，于是京城之中又开始有人说，这些建州鞑子本来就是袁崇焕请来的，目的是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议和策略。并且还有些老百姓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说袁崇焕是卖国贼。而这些传言自然又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虽然朱由检本人对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相信，但是袁崇焕这种纯粹防守的策略也让他大为恼怒，心中已经对袁起了杀心。
皇太极见袁崇焕死活就是不出来决战，又听闻北京城内流言四起，于是便设下了反间计。命令部下将被俘的太监杨春关在一间帐篷里，接着让两个将领在外边假装聊天，说袁崇焕和自己有秘密约定，要给后金国做内应，然后又找了个机会放跑杨春。杨春回到北京后，立即把听到的一切密告崇祯皇帝。朱由检本来就因为袁崇焕的防守策略，恨不得杀了他，如今一听杨春的汇报，当时恼羞成怒，立刻传袁崇焕进城，紧接着不由分说就把他抓了起来。
虫工木桥◇BOOK。◇欢◇迎访◇问◇
第72节：奈何江山唱晚（72）
袁崇焕被捕之后，麾下将领祖大寿立刻带兵返回辽东，兵部见势不妙只好又让已在狱中的袁崇焕写信劝祖大寿回心转意。
抓住袁崇焕，城外的守军顿时群龙无首，朱由检于是下旨分设文武两经略，文经略是兵部尚书梁廷栋，武经略是满桂。
得知袁崇焕被抓的消息之后，后金部队立刻卷土重来，十二月初一攻克良乡，紧接着迫近永定门。负责永定门防线的武经略满桂原本打算采取袁崇焕的防守策略，但是皇帝朱由检不断催促他出兵决战，无奈之下，满桂只得与总兵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等人率骑兵、步兵四万列阵迎敌。这一战从黎明开始打响，皇太极令部队冒穿明兵服装，拿着明军旗帜，一时之间，明军不分友敌，登时大乱，满桂、孙祖寿全部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擒。
十二月初二，打败了满桂的部队之后，皇太极决定一鼓作气拿下北京。就在这时，接到袁崇焕书信的祖大寿、何可纲还兵救援。此时经过一天的战斗，后金军已经是人困马乏，而宣府、大同的勤王部队也都逐渐向北京靠拢，皇太极感觉自己的作战意图已经基本达到，于是下令取道冷口返回辽东。
袁崇焕蒙冤下狱之后，朝野群臣立刻分成两派，以内阁首辅钱龙锡、大学士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为代表的挺袁派接连上疏，希望能救出袁崇焕。袁的部属、总兵祖大寿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另一个部属何之壁则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下跪，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然而此时主意已决的朱由检一概不准。
与挺袁派直接对立的是以内阁大学士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代表的杀袁派。这两人本来就属于阉党的余孽，其中温体仁还算是毛文龙的老乡，而梁廷栋在辽东任职期间一直就和袁崇焕不对头，因此这二人和其他阉党余孽诸如御史高捷、袁弘勋、史范土等人，纷纷上疏主张杀袁崇焕。而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之所以主张杀袁，根本的原因也不是给什么毛文龙报仇，而是要把和袁崇焕关系不错的首辅钱龙锡连带着送上断头台。
崇祯二年年底，朱由检下令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为罪名将袁崇焕和钱龙锡问罪处死。
崇祯三年八月，袁崇焕被朱由检处以磔刑，在北京凌迟处死！“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
袁崇焕之死对辽东边防影响深远，杀了他也就彻底地寒了边关将士的心。而归根结底，之所以杀死袁崇焕，朱由检也并非是上了皇太极的当这么简单。
从袁崇焕所定之罪我们就可以看出，皇太极的反间计起到的是一个促进作用，并不是此案的主体，但也正是这许许多多的事情累积在一起才让朱由检彻底放弃了这个自己曾经无比信任的辽东主帅。杀袁崇焕，没有具体、主要的原因，而是议和、杀毛文龙、军饷太多、北京一战的防守策略，这所有事情累积在一起的结果。如果我们非要总结出确切原因的话，那么只能说原因有两个，一是作为皇帝的朱由检，年轻、褊狭、猜忌、刻薄；其次就是作为悲剧主角的袁崇焕虽然带兵是好手，但却有着致命的官场幼稚病。
（四）清风起，定辽东
北京之战给明政府带来的是沉重的打击，但是给皇太极和他的后金国带来的却是无比的喜悦，一来拔除了袁崇焕这个眼中钉，又先后击杀了山海关总兵满桂、副将孙祖寿等人，擒获黑云龙等骁将。后金军纵掠畿内，连下迁安、滦州、永平、遵化、固安、香河等州县，“每战必胜，每攻必克”，继而留兵驻守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这一次的战果可谓巨大，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彻底解除了明帝国对后金的军事压力，从此开始了金国掌握主动权、明朝步步败退的新阶段。
基本稳定了边疆局势之后，皇太极开始着手内部改革，由于连年征战，后金内部过于注重军事发展，文官的数量有限、质量不高，帝国的吏制极不健全。为了改变这种政治结构上的不均衡，皇太极开始大量选拔人才，量才录用，充实国家机构。他指出：“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下令“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并谕各家不得阻拦。崇祯二年九月，后金考试儒生录取二百人。崇祯七年三月，又考录汉人生员，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在皇太极的治国方略中，“以人才为本”是其核心部分，他命令满、汉、蒙古各官荐举有深知灼见之人，而且不论出身、民族，尽量做到量才录用。从天命汗努尔哈赤的“戮儒”到天聪汗皇太极重用儒生，后金帝国的人才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皇太极大力选拔人才的结果就是治下各族才俊大量被发掘出来，加入到了建设后金的队伍之中，这其中汉族仕人数量相当可观，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后金政权的组成成分，进一步缓解了民族矛盾。诸如鲍承先、宁完我、高士俊、高鸿中、马光远、张存仁等汉族人都成为皇太极的股肱之臣，为后金政权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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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节：奈何江山唱晚（73）
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仿照明朝六部制，设定官制。设立了国家主要的行政机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由一位贝勒主管，下设满承政二员、蒙古承政一员、汉承政一员，参政八员，启心郎一员。参政以下各官员各部数额不定。接着，皇太极又下令“停止贝勒领部院事”，这条命令的颁布将六部之权牢牢地控制在他自己手中。
随着政治、军事、经济的不断发展，后金帝国逐渐走上了良性轨道，国家的改良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考虑到汉、蒙古对女真这两个字有先天性的距离，因此，崇祯八年，皇太极宣布废除“女真”称号，定族名为“满洲”。次年四月，皇太极去汗号称皇帝，定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正式建立了。
以大清为国号的举措进一步改善了汉族人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认识，拉近了各民族之间的距离，为之后的统一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也表明皇太极确立了廓清宇内，统一中国的志向。
定改国号之后，皇太极进一步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崇祯九年，在大清国设立都察院，掌管监察之权。崇祯十一年，皇太极将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专门负责掌理内外蒙古等其他民族事务，最大限度地巩固金蒙联盟。改革调整后的国家机关有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合称三院八衙门。随着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皇权得以加强，旗权开始削弱，国家的权力已逐渐向以皇帝为首的三院八衙门倾斜，大清国正式进入了比较先进的封建化阶段。随着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一套封建等级名分制度也随之确立。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