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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声明反对一切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但美国仍然坚信它曾向几个恐怖主义组织出售了武器。同样令美国不满的是，朝鲜也没有对美国过去就恐怖主义问题展开讨论的提议做出回应，没有按联合国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对所有国家提出的要求，对从事或企图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个人的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立即采取冻结措施。不过，较之防扩散的忧虑，美国对朝鲜在反恐问题上的指责只能算得上是“配料”，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上。 叙利亚也是美国最有可能打击的目标之一。在伊拉克战争形势明朗后，叙利亚政府很快便缓和了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加强了与美国及其他外国政府在打击“基地”组织、塔利班及其他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等方面的合作，同时还阻止包括新闻媒体和清真寺在内的任何地方出现的公开支持“基地”组织的苗头。但美国仍不依不饶，认定叙利亚继续向一些巴勒斯坦组织提供政治和有限的物资支持，包括允许这些组织在大马士革保持总部或办事处，其中一些组织从事过恐怖主义活动。2003年9月14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更是刊出猛料，认定上千名“圣战者”中的很多人都是在叙利亚境内接受游击战训练后才渗透入伊拉克展开反美活动的。两天后，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便先后指责叙利亚允许武装分子穿越边境进入伊拉克袭击美军士兵，并试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支持###激进组织的活动。披着鸽派外衣的鹰派分子博尔顿警告说，美国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叙利亚的问题，但也不能排除包括政权更迭在内的其他方式。此后不久，10月8日，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便以悬殊的票数通过了制裁叙利亚的议案，指责大马士革支持恐怖主义并谋取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扬言“这一投票结果将向大马士革和全世界传送一个强烈信号：美国不能容忍一切支持恐怖组织的国家”。不过，在对叙利亚采取更强硬措施之前，华盛顿应该好好想想东正教主教马尔·格雷戈里奥斯·易卜拉欣说过的一句话，“基督徒在叙利亚比在中东其他任何地方生活得都要好。除黎巴嫩外，叙利亚是中东地区惟一一个基督徒可以和穆斯林平起平坐的国家”。（《纽约时报》，2003年6月7日。） 在伊拉克难以“善后”、巴以冲突此起彼伏的情况下，贸然把叙利亚拖入动荡的境地，对谁都没有好处。
“巴格达不是终点”？（2）
古巴是美国的另一个心病，也是一个长期的心病。尽管古巴于2001年签署并批准了所有12个反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但美国认为它仍反对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开展反全球恐怖主义的战役，并一直大肆批评很多与此相关的美国政策和行动。美方为此举了很多例子，如古巴多次派特工向世界各地的美国机构提供假线索，妄图破坏“9·11”之后的调查工作；2002年，古巴继续收留一些恐怖主义分子和美国的在逃者；古巴政府允许多达20名巴斯克民族和自由组织成员在古巴居留，并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安全庇护和支持。不过，由于古巴有卡斯特罗的坚强领导，且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追求”，美国轻易不会对它下手。 苏丹和利比亚虽然还在“黑名单”上，但受攻击的危险度却已大大下降。其实早在“9·11”之前，苏丹就与美国开始了反恐怖主义的合作，其中包括与美国政府不同机构建立密切关系，调查和逮捕被怀疑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极端分子。令美国多少有些满意的是，尽管苏丹政府被认为对类似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圣战组织等恐怖主义组织仍有所支持，但苏丹参加了有关反恐怖主义的12个国际公约和议定书中的11个，还参与了为结束自1983年以来连绵不断的内战而展开的区域性努力——这是与美国敦促苏丹拒绝向恐怖主义分子提供庇护的目标相平行的一个政策重点。不过，在非洲的其他地区，如索马里、肯尼亚，美国仍不能放心。 一面是伊朗、朝鲜、叙利亚的“岌岌可危”，一面是利比亚、苏丹的日渐“超脱”，映射出的则是“9·11”事件后布什的“以反恐划线”和“以防扩散划线”的战略思维。正如布什向全世界所宣称的，“你要么跟我们站在一起，要么跟恐怖分子站在一起”，在反恐和防扩散问题上的导向已逐渐成为布什政府评判其他国家与美国关系的重要标准，“9·11”后，美国与俄罗斯、巴基斯坦和苏丹等国关系的变化，以及“邪恶轴心论”的出台，都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这个标准。 对于美国这种孤立人而不是团结人、热衷政权更迭而不是全力打击“基地”的做法，国际社会颇有微词。2003年9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别指出，在同恐怖主义的斗争中，要力图通过心智去战胜它，因为恐怖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复杂的原因，打击恐怖主义绝不是军事力量单独可以办到的。 这也正是许多国家与美国在反恐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所在。不同于美国的军事反恐思路，大多数国家关心的不是发生了的和也许还会发生的政权更迭，而是要为恐怖主义以及滋生恐怖主义的世界环境找出答案，而美国政府非友即敌的政策则“促进了两极分化，助长了极端态度，从而为那些一直试图进一步分裂世界的恐怖分子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乔治·绍罗什，见德国《明镜》周刊（网络版），2002年3月25日。） 在当今世界上，有50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低于1450美元，28个国家濒临“破产”，穷国和富国的人均差别超过1∶100；即便是在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这些都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 就连美国学者也承认，“9·11”袭击表明，“失败的国家”不仅仅是一场人道主义悲剧；它们还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在他们看来，塔利班政府和“基地”运动产生于阿富汗境内旷日持久的内部冲突，本·拉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利用失败的国家作为他的避难所，“如果阿富汗在过去10年中是由一个更有能力的和更加温和的政权来统治的话，本·拉登本来是不会在那里找到庇护所的，而对美国的袭击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斯蒂芬·沃尔特，《本·拉登之后》，《国际安全》季刊，2001~2002年冬季号。） 值得注意的是，“基地”组织最初把大本营设在苏丹，随后又转移到阿富汗，其原因相当简单：苏丹和阿富汗是两个与世界隔绝最严重，全球化程度最低，人民生活也极其贫苦的国家。而在东南亚，经济的苦难也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虽然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一再否认贫富差距与恐怖主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没有人可以否认，在很大程度上，贫穷所带来的绝望与幻灭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大多数社会学家都赞同沃尔特·拉克和约瑟夫·奈的观点：虚弱和失败的国家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沃土。 但遗憾的是，美国对“综合治理”这些“土壤”却缺乏足够的热情和投入。“布什在什么地方？”——2002年9月当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举行时，会场附近出现了这样一则“寻人启事”，布什总统拒绝出席这次旨在铲除贫困这一滋生恐怖主义土壤的会议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不满。更为可悲的是，美国似乎没有看到它拒绝签署的国际条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京都议定书》等），都是为了抵制恐怖分子想要利用的全球化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和不断扩张的金融体系，以达成全球性合作而进行的努力。在很多人看来，美国轻视这些努力表明了一种以保护自己的国家主权为名而加剧世界无政府状态的战略，同时也使反恐事业面临着分裂的威胁。 相比之下，亚欧在反恐上的合作和反恐联络机制的建立就颇具建设性。2003年9月22至23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欧会议反恐研讨会，通过了《主席结论》，强调打击恐怖主义应发挥联合国的中心作用，应综合治理，继续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不应将反恐与特定的宗教、种族、文化挂钩，决定建立亚欧会议反恐联络机制，并在情报交流、人员培训和加强立法和执法机构间的联系等方面开展合作。 显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采取协调一致的多边行动是反恐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崭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