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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乘着潜艇，顺着一系列的冰间湖在北极附近巡弋，我惊奇于中国人的成就。他们在庆祝宴上吃掉了最后一批狗，喝光了瓶中剩余的米酒，最后返航中国。
从北部这一高纬度地区开始的返航路线又解开了另一个谜，1507年出版的瓦尔德塞米勒（Waldseemüller）地图展现了从西边的白海（White Sea）到东边的楚克其半岛（Chukchi）和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间的海峡）这一段西伯利亚（Siberia）北部海岸。整个海岸有河流、岛屿，明确可辨。如果不是中国人，谁会观测这么大的海岸线？除非中国人到过这里，否则如何能绘出这张海图，如何能展示出继之3个世纪也没有被欧洲官方发现的土地？ 而且俄罗斯对西伯利亚的首次考察也在两个世纪之后，而首张俄罗斯地图直到19世纪才出现。
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当周闻舰队穿过白令海峡开辟回国的路线时观测的。如前所述，《异域图志》（The Illustrated Record of Strange Countries）中有哥萨克（Cossack）的舞蹈和爱斯基摩人（Eskimos）狩猎特色画图。爱斯基摩人可能是阿留申群岛（Aleutian）上的土人，他们被中国人所知晓；但是哥萨克的画像就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在15世纪上半叶没有任何中国人到过莫斯科（Muscovy）的记录，那么要是没有到过北极，他们又是如何画出地图的呢？
此时中国海军将领周闻，也已完成了一个划时代的航海发现。这至少等同或者超过洪保和周满的辉煌航行。在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那令人神往的年代，杨庆领导着另一个巨大的船队，开始了新的航程。我现在把注意力转向了他。他可能没有其他人航行得远，同其他人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海上，但是他在航行中的成就同其他伟大的海军将领的成就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第十五章 揭开谜底（1）
从潘达南岛沉船中打捞出来的文物，包括青铜制的礼炮（图1）、青铜镜（本页图2）、永乐年间铸造的铜钱〔永乐通宝〕（图3），以及取自于中美洲的石磨（图4与图5）。1507年的瓦德西穆勒地图。
当他的同伴已经在确定老人星座和南十字星座的位置，进入北极圈，环绕地球发现新的土地和大洲时，大太监杨庆的船队在休整前已离开北京一个月了，航程始终在印度洋水域，要说同印度洋的国家进行贸易，没有人比中国海员更熟悉了，尤其是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是中国重要的财富来源。而且不单同香料群岛、东南亚国家、印度、海湾的阿拉伯国家进行贸易，也和东非漫长海岸线上的港口、国家进行贸易。
到了15世纪早期，沿海的阿拉伯港口直接同中国进行贸易，出口黄金、象牙和犀角。东非的统治者声称他们经常搭乘郑和的宝船去紫禁城。当船队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出海远航时，许多人随船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在中国人辉煌航海的最后，沿途有更多的人一起搭乘两支疲惫的返航舰队又到了中国：杨庆在永乐二十年八月（公元1422年9月），带着东非和印度沿海十七国的公使横渡印度洋回国；洪保在永乐二十年九月（公元1422年10月）带回了古里的使节回国。皇帝的外交政策又一次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印度洋变成了中国的一个湖泊。
由于大多数中国记录已被毁，我也同样在到处寻找杨庆的船队往返印度洋路线的证据。我还是在常用的1502年的坎提诺地图找到了证据所在，我相信它是根据1421～1423年中国人航海的信息而绘制的，葡萄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加尔旺评论有关地图（1428年的世界地图）时说“它叙述了东印度的一切航行，包括东印度导航和好望角往返导航（参见第四章）”（1）。在当时，“东印度”即印度、印度洋、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份前所未有的声名告诉大家包括好望角、印度洋与东方早在15世纪就被绘在地图上了。此外从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在1487年5月指示人在迪亚斯和达·伽马启航之前已经有一份显示好望角的地图的证据，来自于1487年5月探险家佩鲁·达·科维尼亚（Pero de Covilha，约1450～1520年）去探查通往印度的海路的一级命令，也可以获知，早在迪亚斯和达·伽马启航之前，就已经得到好望角地图的进一步证据：
他建议他去求证是否可以越过好望角航海到印度……当时国王送走了两名值得信任的会说阿拉伯语的经历丰富的人，即骑士出身的佩鲁·达·科维利亚（Pero de Covilha） 和阿方索·德·派瓦（Alfonso de Paiva）……〔未来〕国王曼奴埃尔（Dom Manuel）给他们一张摘自世界地图（1428年海图）的海图（Carta de Marear）……所有这些都很好地说明了他们怎样出发去寻找盛产香料的国家美洛居。（2）
值得回味的是，1487年5月诺望二世发布这些指示时，迪亚斯还没有“发现”好望角。
到了15世纪，中国已经有了在印度洋和非洲东海岸几百年的航行经验，自唐代（公元 618～907年）以来他们就一直在探访非洲。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以前有过5次航海经历的马欢和费信写过编年史，在《武备志》中也有详细的航海标向，还列举了到达东非的过程，而且许多中世纪旅行家也记录了有关从东非海岸一直到索法拉南部的商业区中丰富的明代初期青花瓷的情况，由此可见中国贸易影响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大。
当我在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潜艇上服役时，我沿着从肯尼亚（Kenya）到南非长达几千里的东非海岸旅行过。1958年这一带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被破坏，沿岸散布着古老阿拉伯的遗迹、葡萄牙奴隶城和偶尔发出霉味的英国俱乐部，代表日不落帝国的最后一点回忆。有一件小事我还记忆犹新，当时枪支是在非洲狩猎的必要装备，而不是照相机。所以当决定到林波波河（Limpopo）河口猎捕鳄鱼时；我们租来了船上的摩托艇，带了几支来复枪和一箱朗姆酒。在灰色的天空下我们到达了光滑如镜的河口，这一幕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那儿没有鳄鱼，但是有大量丑陋的长鼻大耳的河马在泥水里游动。这真是个狩猎的好时机！但我们很快发现了两件事：第一河马的后部非常坚硬（连子弹都会反弹回来），第二河马不喜欢被当成靶子，有一只河马向我们发起了进攻，我看到船被撞翻，飞到半空，掠过头顶时，推进器急速旋转，呼呼作响。我们与河马都停了下来，虽然有点擦伤，但没有大的损失。从那时起我发现我的兴趣更多在这一带敏感的路上探险古阿拉伯和葡萄牙的沿海贸易奴隶市镇。
当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东非时，他们发现桑给巴尔岛（Zanzibar）和奔巴岛（Pemba）（在现在的莫桑比克〔Mozambique〕）（3）的国王和王后们穿戴中国丝绸并住在有中国瓷器装饰的石殿里。更多反映中国人在印度洋活动的证据是来自拉木（Lamu）群岛或者巴准（Bajun）岛，离现在的肯尼亚北海岸旁的桑给巴尔岛东北500里远。巴准的首府派特（Pate）是郑和舰队的主要活动之地，当葡萄牙人到达时，他们发现了“巴准人”（Bajuni），肌肤柔和，容貌姣好。一位耶稣会士的牧师蒙克拉鲁（Father Monclaro），在1549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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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揭开谜底（2）
他们生产出非常华美的丝绸，葡萄牙人在它们尚未占领的其他摩尔人（Moorish）①的城市获得巨额利润，因为它们只在派特生产，然后从这里运往别处（4）。
派特的工匠也善于制作一种漆器，中世纪非洲的另一种不为人知的手工艺—编织篮子的技术同中国南部的一样。
意大利人类学家希格诺·N·普科尼（Signor N·Puccioni），在1935年组队去非洲的朱巴河探险，他断定派特（Pate）巴准人完全不同于这个地区的其他居民。肤色相当明亮，略呈橄榄色，你可发现男人们长髯飘飘，妇女把头发从中间分开扎成两条辫子（5）。岛上有一个氏族瓦山伽（Washanga）声称他们的祖先是船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