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七章 澳大利亚（4）
我找到周满的舰队达到了坎贝尔岛的进一步证据，这见于早期到达此岛的欧洲人的叙述。此岛是海船船长弗雷德里克·哈塞博格（Frederick Hasseburg）于1810年发现的。在坎普海湾（Camp Cove）那他们发现了一艘古老的木船的残骸和一棵饱受风霜摧残的老树，可以认清的是那是一棵成熟的诺福克岛（Norfolk）松树，这种松树是诺福克岛特有的树种。在航行中收集树苗、种子和松球并把它们作为神物种在他们登陆的地方是中国人的习惯，在那些植物的根部埋藏着还愿的祭祀物。在坎贝尔岛上的诺福克岛松树只能是被周满舰队中的某一艘船带来的。
当时，这支舰队勘测了从纳尔逊湾到远在南方的坎贝尔岛的整个澳大利亚东部地区并把它绘成了地图。但当他们准备确定回到澳大利亚的路线时，他们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他们并不知道南极洋流正在把他们推向东方，向着新西兰群岛的南岛。自从我于1969年圣诞节乘着我的潜艇来到这以后，我便对这块美丽的土地有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岛的南部崎岖不平，景色壮丽，有如画般的山脉和水晶般的湖泊，南极的风将这的天空擦拭的干干净净。然而，塔斯曼海①却是航海家的一个梦魇。天空时常阴云密布，而且洋流也变幻莫测。舰队能在没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被颠倒方向。
中国人不得不顶风往回驶以抗拒洋流，于是至少有两艘巨大的宝船失踪了。两个世纪前，在新西兰南岛西南端的峡湾地（Fjordland）的达斯基湾（Dusky Sound）发现了一艘古老木船的残骸。当地人说这是一艘由中国人制造非常古老的木船，而且在库克①船长之前就已经在那儿了。（10）在1831年，一艘悉尼的定期邮轮访问了达斯基湾。有两个从船上下来的水手“看见了一只陌生的动物在矮树丛的边缘栖息而且还在一点一点地咬树叶。它用后腿站立，身体的后部弯曲成一个厚厚的尖尾巴。当这两个水手记录其高度时，它靠在树上，尾部大约有一米半长，他们估计它站立时约有九米高。这两个人在杀死它之前是站在它的上风向，所以才能看到它在悠闲地吃东西。为了比较容易的观察它，他们折下一根大树枝，用其将这个动物反转过来，并把它倾斜向上一直伸到它刚才吃叶子的地方。”（11）所描述的这只动物与中国人在巴塔哥尼亚高原②带上船的大树懒在尺寸、体形和饮食习惯方面都非常的相似。也许是一对从残骸中逃出来的动物，它们幸存了下来并在与它们位于巴塔哥尼亚高原的家乡条件非常相似的地方繁殖，两地的纬度是一样的。在新西兰岛的峡湾里还见到有游泳的海獭，海獭也不是新西兰原有的动物，是中国人把它们留在船上用来赶鱼的。
再向北，在新西兰北岛的西海岸上，一艘巨大而非常古老的船的部分甲板和船舷在1875年一阵猛烈的暴风雨之后暴露了出来。残骸的发现地靠近旺伽罗阿（Whaingaroa）的讨莱·帕尔马（Torei Palma）河的河口。这个地方以鲁阿普基（Ruapuke Ship）船的名字命名的海滩而闻名。残骸据说铺着有斜纹的木板，其内部的舱壁被大的黄铜钉闩在一起。每一颗钉子都有大约公斤重。然而关于建船的木头是什么木料还有一些争论。那些最初发现的人说那是柚木，但2002年5月，有一片欧洲橡木片在这个区域被发现，因此一些专家认为是一艘欧洲的船在那沉没。
但是，在被帕尔马河水淘空所形成的小港湾里竖着一块巨石，上面刻的文字据当地专家说是泰米尔③文。这一石刻的形状、大小和放置的位置与那些被中国水手在扬子江（Yangtze）口、在栋德拉角④、在印度马拉巴拉①海岸的柯枝、在佛得角群岛中的简尼拉和在刚果河②三角洲的马塔迪瀑布竖立的石刻非常相似。除了字迹之外，鲁阿普基石刻与简尼拉的石刻一样都有呈同心圆状的图案。我已经在中国舰队访问的地方发现了数块石刻，所以我的下一个研究步骤是清楚的。能够确信，英特网上的搜寻能很快又从佛得角群岛到巴塔哥尼亚高原③一线发现几处，分别是位于南美洲东海岸的圣卡塔琳娜岛（Santa Catariana）④、珊瑚岛（Coral Land）、坎佩切⑤（Campeche）和阿罗拉多（Arrorado）岛。每一处石刻都位于汲水处，并能俯视大海，而且和鲁阿普基石刻一样都刻着同心圆。但是这仍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巧合。毕竟，金字塔就像在被建造在埃及一样被建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如果我可以在中国找到相似的石刻，证明会更具有确定性。经过另外一次长时间的寻找，找到了3处，是香港的黄竹坑、长洲和蒲台。这些石刻也有着同我已发现者一样的印记。我现在相信同心圆是舰队出发之前做的一个“记号”，表示每支舰队在哪里登陆，哪里汲水。
也许从新西兰发掘出来的最有争议的证据是一口钟，发现于鲁阿普基海滩上那沉船残骸附近，毛利人（Maoris）⑥拿它当煮水的锅用，因为是科伦索（Colenso）主教发现的，所以称为“科伦索钟”。它看上去像是小一号的郑和第六次航海之后所铸的钟，钟下缘铭刻着泰米尔文，接近于沉船残骸附近发现的石刻上的文字，被翻译成“Mohaideen Baksh —船之钟”。铭文表明它的拥有者是一位信###教的泰米尔人，或许他就来自于印度东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ádu）东海岸的纳格伯蒂纳姆（Nágapattinam）港口某个著名的拥有船的家族。乍一看，这好像是印度人的船到过这儿的证据，而不是中国人到过这儿的证据，但是，当菲律宾共和国潘达南沉船残骸被发现后（参见第十章），证明了当地的船主常会跟着郑和的舰队一起航行，这样不仅可以免除海盗的侵扰，还可以得到很多有价值的贸易机会。一艘泰米尔人的船靠它自己从印度航行到南美洲然后再到新西兰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的。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七章 澳大利亚（5）
鲁阿普基沉船残骸的一英里半不到的范围内有一棵很大的倒下的树。当一阵狂风把它吹翻过来的时候，一只雕刻精美的暗绿色蛇纹石鸭子从包裹它的树根中露了出来。鸭子很可能是中国人供奉的祭祀品。而相似的祭祀品—一只狮子—在东非被发现，其他类似的东西在昆士兰州（Queensland）①和澳大利亚的北部地区被发现。这类圣物的形制都是中国南方文化的典型器物，也是特有的。虽然他们是中国人访问澳大利亚最清楚不过的证据，但我只能接受的看法是那些东西是中国人的祭祀品而不是中国的宝船曾在这登陆的证据，他们也有可能是中国的商人携带来的。然而把船、祭祀品、钟、石头和雕刻这些证据都集中起来，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鲁阿普基发现的船几乎可以确定是跟着中国人的舰队一起航行的泰米尔人船的残骸。
最后的证据是在距鲁阿普基沉船残骸30英里的怀卡托（Waikato）河的支流河岸上发现的另一件祭祀品。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奥克兰国家博物馆的馆长埃尔登·贝斯特（Eldon Best）于18世纪晚期发现的。这个小的东方雕像是：
在靠近奥克兰的毛库（Mauku）因缘际会被人发现。从欧洲人到来后，发现地周围的土地就一直无人居住，直到二十年以前，仅有一些农夫在此居住，但土地没有被耕种过。然而，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有人在此居住，这从旧的居住遗迹可以看出……这件雕像在设计和做工方面无疑是具有东方特色的……有着东方图案中常见的奇异之处，头戴穆斯林头巾状的饰物，身穿宽松的斗篷或是袖子宽大的袍子……总之，当发现的具体情况被考虑到时，这一鼻子扁平、有着鞑靼人（Tarta）长相的雕像便向世人展示了一件有趣的事。（13）
中国人的舰队几乎是每登陆一地都要损失船只，这种损耗率在他们的世界之行中从没中断过。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离开中国时有107艘宝船，只有一小部分船只幸存下来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 年）回到中国。正如中国官员所抱怨的，“损失无算”。此样的巨大损失增加了在鲁阿普基和其他在中国的宝船队所行进的路线上发现船只残骸的可能性。
如果在鲁阿普基的船是一艘宝船的残骸的话，那么有关遇难船员的故事一定存在于当地的传说中，就像它们在中美洲和澳大利亚南部靠近沉船残骸的地方的传说中存在那样。当我调查的时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