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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岛。溪水倾泻向山的四周，冲刷着草木茂盛的山谷一直注入海里，在小溪的两旁现在分布着简尼拉（Janela）人的小村落。条形的海岸线对于中国舰队来说是一个明显而又直接的所在抛锚驻泊和获取淡水的地方。如果中国人确实在那儿登陆，我敢肯定岛上应该还留存有他们光顾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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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绕过好望角（7）
当第一个欧洲人，卡·达·莫斯托（Alrise Cada Mosto，公元1432～1488年），一位为航海家亨利亲王服务的威尼斯探险家于1456年到达时，佛得角群岛尚杳无人迹，所以我对能在此地找到在中国人为换取食物而付出的诸如他们在非洲东南沿海所用的青花碟子之类的流通物品不抱什么希望。在佛得角群岛上，中国人不用付出任何东西就能获得任何数量的食物和淡水。这片海域盛产箭鱼、比目鱼、鲨鱼、章鱼、小龙虾和微甜的食用贝类。岛上还盛产水果和大批用手就可以抓住的温驯鸟类—因为它们从来就不知道提防人类，而卡·达·莫斯托那帮人兴高采烈地发现这一切却已是35年以后的事情了。但是，那儿应该有其他遗物。在斯里兰卡南部的栋德拉角（Dondra Point）附近的加勒，树立着一块与郑和立在扬子江口的石刻接近的石刻。在汉文、泰米尔文（Tamil）和波斯文（Persian）３种文字的铭文中，赞颂了印度教（Hinduisum，当地宗教）、佛教（Buddhism，也是明成祖朱棣的信仰）和###教（Islam，15世纪早期，大多数印度统治者的宗教信仰）的功效。还有其他的类似碑刻存在于柯枝和古里附近。我拿不准这儿的岛上是否也立着一块石碑。
中国人一直都很尊重当地风俗；南京的语言学校—“四夷馆”—就是由郑和建立起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在第六次航海中，舰队上配备着的翻译官们能通晓17种不同的印度和非洲语言。他们也极有可能留下一块碑在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的某座岛屿上，用他们认为周边地区的人都会明白的某种语言来刻写碑文，这样的碑石常被放置于容易被其他人发现的显眼位置，否则，如果建立一块纪念你的成就的碑并将其藏在永远不会被别人找到的地方，那么其目的又何在呢？如果确实有这样一块碑存在的话，当第一批欧洲人35年后到达圣安唐岛时应该会发现它的。
我查阅了记载安东尼奥·达·诺利（Ant梟io da Noli）、卡·达·莫斯托（C坉a Mosto）和迭戈·阿方索（Diego Alfonso）首次航行到圣安唐岛的航海日志，发现他们在简尼拉海岸附近确实找到一块巨大的、独立的石碑。在里贝拉德佩内杜（Riberira de Penedo）附近，那块石碑今天仍矗立在那儿，周围环绕的群山如同戏台上的布景。直到一个世纪以前，一条水清流急的小溪冲刷着火山的侧面，但是现在溪流已经干涸了，石碑上张满龙舌兰。当地人称此碑为Pedra do Letreiro，意为“有文字的石头”，质地为红色砂岩，约三米高，从顶部到底部都刻有铭文。后来的铭文是为纪念航海家非斯（Fez）的安东尼奥使用中世纪葡萄牙文刻上去的，而在这层铭文的下面我能看到更多的字迹，不幸的是，由于苔藓的附着，字迹不甚清楚。石碑被风化侵蚀得非常严重，再加上近些年的乱刻乱画对外观的损坏，已经很难去辨认下面的字迹了。很多的专家都设法辨认—第一个人是法国人M·舍瓦利耶（M。 Chevalier），他于1934年开始研究，然后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葡萄牙和佛得角的几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继踵而上。他们只能告诉那种字迹不属于哪种语言—它既不是阿拉伯语（Arabic）、犹太语（Judaic）、伯伯语（Berber）①、提夫拉克语（Tifnaq）、阿拉美语（Aramaic）、腓尼基语（Phoenician）、拉丁语（Latin），也不是任何其他种类的欧洲语言—但是他们却不能告知我它到底属于哪种语言。
在获得佛得角政府的必要批准之后，移去了部分苔藓。透露出了两处字迹。我希望通过计算机的巨大帮助，至少能判断它属于哪种语言，但是这种语言的书法很是奇特，不像我在世界各地游历中所见到的任何语言。它看起来有两个特征：其一，字迹的笔画交叉起来如同扣在一起的公羊角；其二，许多个同心圆。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是中世纪的中国文字，不是祝枝山的书风就是草书体。于是，我就将照片寄给中国西安的碑林的专家。那儿曾经是孔庙，现为一家收藏有大量的石碑、刻石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是中国书法的永久性纪念馆。专家回答说：两张都不是汉字。它同中国人在斯里兰卡南部所立的碑上面的笔迹相似，那么它可能是泰米尔文吗？它确实像泰米尔语，但还不够接近。也不是非洲东海岸的交际语—斯瓦希里语。然后我就想它可能是另外的某一种印度语言，也许是今天大面额的印度钞票中的13种官方语言之一。印度的银行可能帮得上忙吗？我将那两片书法中一片的一小部分的照片传真给他们。
“它看起来像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①，”他们回答。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语言。我再次传真给他们。
“什么地方讲这种语言？”
“它是喀拉拉邦（Kerala）的语言。”
“在15世纪，它在使用吗？”
“是的，从9～15世纪它是通用语言。虽然今天绝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再使用它了，但是在今天在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几处偏僻的沿海地区这种语言仍被使用。”
我一放下电话，就兴奋得跳了起来。在1421年，喀拉拉邦的首府是古里，是中国人曾到过的印度洋上的大港口。弗拉·毛罗和尼科洛·达·康提似乎再次证明是正确的：在葡萄牙人到达之前，一艘来自印度方向的海船或中国帆船就似乎已经到达过佛得角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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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绕过好望角（8）
下一步，我就通过搜寻这些学问渊深的专家的研究发现，（19）当他们试图破译简尼拉碑上的文字时，是否遇到另一块相似的石碑。他们遇到过，但不是在佛得角群岛。另一块碑刻坐落于刚果的马塔迪瀑布（Matadi Falls），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根本是缘木求鱼。为什么从印度出航的海船，还要游览非洲的瀑布呢？但更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马塔迪瀑布位于刚果河（Congo River）上面的可航行极限处，在那儿航海者可以抛锚于优美的环境中并获取清澈、新鲜的淡水。从1485年的葡萄牙人到今天的中国人的好几个世纪以来，一连串的航海者都是如此。在到达大瀑布之前，河水泻出许多支流。那块碑刻如岗哨般矗立在马塔迪瀑布下端附近的一潭深池上面。日复一日，渔夫坐在旁边，安静等着鱼儿上钩；而在河岸边走动的妓女则等着外国船员的到来，看他们溯流而上，补充淡水、储备粮食。
我不得不折回到非洲海岸去研究这个发现。如同与之相似的简尼拉碑，马塔迪瀑布碑在中世纪葡萄牙文下面也有字迹。葡萄牙文的铭文又是为纪念一位离去的同伴而刻的，于此，躺着的是航海家阿尔瓦雷斯。这没有比简尼拉碑多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是那些专家断言：这两块碑上的字迹是相同的。虽然碑的身份问题显然已经解决了，但那些同心圆仍旧是一个未解的秘密。中国人在他们沿着非洲海岸向上的旅程中，航驶到这儿是完全可能的。不仅马塔迪瀑布是一个补充淡水的理想地方—它位于“非洲西海岸的中部”—而且也符合弗拉·毛罗提出的关于“加尔比恩”的描述。如今这里依然是一个繁忙的港口。
弗拉·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看起来再一次被证实了：“1420年左右”，来自印度的一艘海船似乎到达了加尔比恩。当然，这也并不能保证这艘海船是中国船而不是印度船，但也没有其他独立的有关印度海船航驶于印度洋季风之外的证据—他们从没有航驶到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南部—而我现在有标有中国、朝鲜两国文字的疆理图显示好望角和非洲西海岸的。中国人肯定到过那儿。简单而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刻在“加尔比恩”和简尼拉碑上的文字由随从中国船队的译员们刻写，就像他们在栋德拉角、柯枝和古里以外国语言刻写铭文一样。
尽管在15世纪中国人的航海记录受到了大规模的毁坏，但是现在我仍有一线有关宝船舰队从塘沽离开到永乐十九年八月（公元1421年9月）抵达佛得角群岛这段行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