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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是一致公推克强先生为战时总司令。十三日晨，就在都督府前由黎元洪登坛拜将，仪式非常隆重，克强先生于拜受大旗关防令箭后，即席发表演说云：“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惟清廷仍未觉悟，派兵来鄂与民军为敌，我辈宜先驱逐出汉口之清军，然后进攻，收复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0米0花0书0库0 ；__
当克强先生决定就任总司令职务的先夕，在武昌的革命党同志曾有人拟拥戴他出任“湖南北大都督”；也有人劝他不要接受总司令名义，以便迅速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出任中央首领的。总之一句话，有些人很不愿意克强先生屈居在黎元洪之下，但克强先生不计较这些，他极愿亲上前线领率军队驱逐清军直捣幽燕，立一战功后再行组织中央政府。这种实干苦干不计名位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仰的——有位曾参加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在他所著书中却颇责备克强先生不应持这种“礼让”态度，以一堂堂的革命元勋而屈居“革命军俘虏”（指黎元洪言）之下；这就未免太不了解克强先生宽厚恢宏的个性了。
十四日，克强先生在汉阳设立司令部，湘军王隆中、甘兴典两协队也先后到达，与鄂省民军协力布防，凭襄水固守汉阳——清军震于克强先生的威名和湘军的声誉，一时也未敢进犯，只派些间谍四出散布谣言以破坏民军军心，但经克强先生努力督训布置的结果，不仅清军狡计未得逞，二十六日早，民军且制机于先，自汉阳渡襄河进攻汉口了；步炮猛烈的射击，湘鄂军齐头并进，民军一路直前，逐步推进到达了玉带门方面。翌日，又进占居仁门王家墩之线，清军受不起这重大压力，已准备乘车北遁——这时，民军也因连续战斗一昼夜，感觉饥疲，克强先生遂下令各部队暂就原阵地食饭后再行攻击。不幸各军大多是新兵，初经战阵，不知战斗利害，一闻食饭号音，即群往后争食。湘军第一协统见他部队动摇，未察真相，即向后退。清军窥见民军队伍紊乱，突改守为攻，以机关枪集中猛击，民军因益慌惶，纷纷后退。克强先生严令停止退后，都不听命，一时极度紊乱，清军乘隙向我追击，于是民军各部队遂以瓦解，势如山崩；清军节节前进，复占领玉带门一带，民军蜂拥渡襄河回汉阳，因秩序紊乱，人马军械损失颇重，元气大伤，军心不固。克强先生以功败垂成，极感痛苦，几不欲生，幸田梓琴（桐）先生等极力劝解，始复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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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军官兵不能持久作战的弱点，既为清军窥破，因此清第一军统领冯国璋就定计以一部隔襄水牵制民军，并用大炮时行扰乱射击；另一部自蔡甸方面迂回攻击民军侧背，十月初一日早，自蔡甸前进的清军在南岸嘴琴断口至三眼桥一线与民军发生接触。民军抵御甚力，克强先生又亲临督战，见有擅自后退的，即在阵前正法，因此士气甚旺，与清军相持三天。但民军（无论湘军鄂军）究竟是新募之卒组成，各级军官都未经过战阵，洋枪重炮的怒吼声、杀伤力，常常使官兵后退，即如湘军第一协统领王隆中就恐惧非常，潜藏民家，不敢上阵。统领如此，其部下军官，也就不愿身先士卒，每遇清军猛烈炮火，第一协部队就逗留不进，湘军第二协见第一协如此，也闻风效尤。当十月初三日仙女山美娘山十里铺战斗激烈时，克强先生亲临前线，督催湘军前进，但竟四处找不着王隆中、甘兴典二统领，在队军官，俱不愿负责——由是可见当时各省新军组织训练的松懈，临阵当然难以持久，而清军又集中重炮及机关枪猛射，因此更使民军阵地万分危殆，不幸这时（十月初六日午）湘军第一协第二协竟又不遵命令擅自分向武昌及汉阳鹦鹉州退却，其他部队也受牵动后退，克强先生再三传令不准后退，并将后退者斩首二十余人，但已不能阻止；清军见我阵线动摇，即乘机前进占领十里铺；汉口桥口一带清军复乘隙渡河助战，更使民军阵地，感受重压。
克强先生眼看这种情势痛愤极了，在昭忠祠司令部对重要幕僚痛哭陈说：“战事一败至此，官兵无一人用命，眼见汉阳快要失守，我实在无面目见一般同志，惟有一死以谢同胞。”大众闻言，均为泣下，最后田梓琴先生起来哭劝克强先生说：“你一身关系大局安危，死不得！死不得！况胜负是兵家常事，请急收容各队伍至汉阳城内防守，背城一战如何？”
克强先生要以身殉汉阳的消息，很快地传到武昌，黎元洪闻讯，赶着派人到汉阳慰劝，挽请先生渡江休息，于是克强先生就在众人劝拥下于这天（十月初六日）午夜回到武昌都督府。
十月初七日，汉阳失守——自九月十四日克强先生至汉阳开始筹战守至此共计二十四日——这二十四日的时间是非常珍贵的：设若不是克强先生毅然以战守自任，凭襄水与清军相持，牵制清军力量，恐怕清军早已由海军的掩护经青山以攻袭武昌了。当时武昌守军单薄，若有不虞，民军失此根据，其影响将如何？因此，汉阳的固守二十四日，是已达到战略上的要求了——而最重要的是有了这二十四日时间，宋教仁先生才有余裕加强苏浙联军的组织以攻略南京。
原来克强先生自港抵沪后，即与宋教仁先生等商定攻略南京皖苏以响应武昌的方策，分途派人策动进行。九月初七日，宋教仁先生随克强先生到武汉一度视察当地情形后，又复东下，九月廿四日，舟抵南京，才发现原来约好的新军同志竟被清军张勋部分途搜捕或调开了，原定计划不能实行，教仁先生只好赶往镇江上海再为布置进行。结果，十月十二日（即汉阳失守后五日）南京终于为革命军所有了——如果没有汉阳的坚守，宋先生及苏浙同志哪有余裕时间以筹划攻略南京呢？由此可见克强先生在阳夏战守的功劳，而他本人却因挫败欲以身殉，更可见他责任心重，不成功即成仁，真是革命军人的模范。
第5页 ： 宋教仁为宪法牺牲
南京的攻略成功，使革命军与清廷对峙形势大变，因此，清廷不得不求和议。从此，政治重心移于上海南京，武昌首义的志士完成他们的任务了。
当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在上海集会时，曾选举克强先生为中央军政府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嗣因克强先生坚辞，后来又改选黎为大元帅，克强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务；但克强先生始终不允接受，他不愿因个人地位而引起政治上的纠纷。一直等到国父中山先生回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国父提请参议院通过任他为陆军总长，他毅然受任，因为他愿意以身率教，将负责任、明礼义、知廉耻的精神播布在中华民国陆军每一个人。
宋教仁为宪法牺牲
晚色侵江白，轻舟发夏阳，潮声随岸远，山势送人忙。
大地风云郁，长途雨雪降，悠悠此行役，何处是潇湘？
这是桃源渔父宋教仁先生于民国二年二月自汉口东下上海时的诗句，也可说是宋先生在人世最后的吟咏；因为在当年三月，他就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沪宁车站了。
宋先生死时不过三十二岁，他是生于民国前三十年二月十八日，即清光绪八年壬午岁（西元一八八二年），依照我国传统计年法，上年正是宋先生八十冥寿。
宋先生虽然“不幸早死”，但是在他三十二年短短的生命历程中，却已经对国家民族尽了他最伟大的贡献，在国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
蔡孑民元培先生说：“清季言革命者，首推同盟会，会旨虽有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诸义，而会员大多以驱除鞑虏为惟一目的，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若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若宋渔父先生其最著者也。”——这是蔡先生亲眼见闻的写实，不是故意溢美的客套语。革命历史的记载更多可以证实这一说法的。原来自民国纪元前八年华兴会在湖南起义计划失败以后，宋先生就与黄克强先生等先后东走扶桑，一以避清吏的捕杀，一以作负笈求学的打算——当时留日学生界几乎是以学习军事为风气，因为大家的认识，都以为要“富国”必先“强兵”，并且要想推翻腐败的专制政权，也必须要先建立革命的武力。宋先生初到东京时，也深为这一风气所感染，曾经报名学习兵式操和马术，以为投考军事学校的初步；但是经过四五月以后，先生的计划变更了：他决心肄习政治经济学，这是他涉猎各种学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