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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先摆开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分析在万安暴动的不利条件和到广州暴动的有利条件，认为目前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联系不上，在这里暴动孤立无援，没有胜利把握，即或是成功了，搞到一两船枪支，也只能跟着敌人屁股打，南方的敌人反咬一口，北方的敌人卡住脖子，我们就完了；而到广州举行暴动，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里是北伐的策源地，我们党刚刚领导举行过省港大罢工，素有革命传统，群众基础既坚实又雄厚；更重要的，那里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南方港口，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老巢，如果在那里暴动成功，就会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震惊中外，给在南京的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还有一点，南昌起义军已先我去广东，我们到了广州可以携起手来，内外策应，胜可以守，败可以走，只要准备充分，指挥若定，成功是有希望的。最后，他坚定地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敌人的屁股上暴动，勇敢的人要大胆地插向广州，到敌人的心脏里暴动！”
他的这一番道理，说得精辟透彻，同志们听了以后心悦诚服，放弃了原来要在万安暴动的想法。
“到敌人心脏里暴动”，这个思想符合当时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组织武装暴动的思路，很快成为教导团南下暴动的战略方针。
为了实现“到敌人心脏里暴动”这个战略方针，叶剑英率教导团从万安、赣州到南雄后，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决定离开教导团，先去广州。
为慎重起见，他先派党员李仁一到广州打听一下情况，等李到那里回了电报以后，才只身前往。临走以前，召开了全团连以上军官会议，要求各营连继续抓紧军政训练，整顿军容风纪，按时早操上课，恢复早晚点名、外出请销假等制度，并指示各伙食单位的经济委员会清算账目，向全体人员公布，改善部队生活，防止贪污行为。他对大家说：“我们团是军官教导团，是培育军事人才的，我们要挑起革命重担，在第四军中处处起表率作用。”
利用敌人矛盾，巧使“调虎离山”计
叶剑英带着党组织的嘱托，只身离开南雄，一路风尘仆仆，于九月底来到广州。
被称为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广州，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发动了“四一五”政变。军阀李济深，不但掌握着军事实权，而且担任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的主席和广东省政府主席。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仍然坚持着斗争。特别是“八一”南昌起义消息传来，更加振奋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起义军离开南昌，以破竹之势沿赣江以东地区南下，向广东潮梅进攻，使李济深措手不及，急急忙忙调兵遣将去潮汕增援。广州几乎成为没有防守力量的空城。
此时，窜居香港的张发奎也早已来到广州。他密切注视着南方战局，等待李济深与南昌起义军作战消耗之后，一举消除异己部队，掌握广东政权。
叶剑英就是在张发奎雄心勃勃、欲掌握大权的情况下回到他的身边的。张发奎自然欢迎。但是，却遭到四军一些高级军官如陈可钰、薛岳等人的反对。陈可钰找到张发奎先讲了一通蒋介石如何器重叶剑英，结果叶还反蒋的往事，说：“这个人靠不住，不能叫他留在广州！”
蒋介石叛变革命（7）
张发奎说：“反蒋？！我也反！那时的蒋介石，就应该反！你们不让他回来，我就让他请假，去德国。”
叶剑英来见，张发奎开口就问：“老叶，你回来了，可陈可钰、薛岳都反对，你看怎么办？”
叶剑英试探着说：“送我去外国学习吧！”
张发奎当然不让他走，要他先打个报告，领下留学金再说。叶剑英打了个要求留德的报告，很快就批下万块大洋。他又找到张发奎故意问是否就走，张说：“不要走！你不是早答应我回广州搞根据地吗？我俩一起干，干到一定时候一起走，你先把钱存在银行里！”
其实，叶剑英一心想着党，想着在广州敌人心脏里搞暴动，根本没有准备走。于是他接过张发奎的话，顺水推舟，留了下来，继续担任第四军的参谋长，但从此更加谨言慎行，警惕细心，表面上优哉游哉，实际上却在加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为了秘密地开展起义准备工作，叶剑英按照接头的时间、地点和信号，首先找到了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黄锦辉。叶剑英与黄锦辉秘密接上头，向他汇报了教导团随军南下和此次单独来穗的工作情况，以及准备参加广州暴动的设想。
黄锦辉听完以后，肯定了他的工作，向他介绍了广州的革命形势，传达了中央和广东省委最近一个时期的指示和工作部署。9月，中共中央已明确指示要发动广州起义，并且指出，当前的任务是利用两派军阀之间的矛盾，积极做起义的准备，要纠正过去消极等待贺龙、叶挺南下部队配合起义的思想。他代表党组织，交代叶剑英首先要站稳脚跟，要在张发奎的第四军立住脚，掌握敌军动态；其次，加强对教导团的控制，事先准备好暴动的武装；第三，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最后一再叮咛：对张发奎不能抱幻想，要提高警惕，处处格外小心，不能露出马脚。
叶剑英了解了党的意图，眼前好像拨亮了一盏灯，心情异常欢畅。不久，南昌起义军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反扑的情况下，撤出了汕头。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相继转往香港。广州地下党组织派叶剑英秘密前往香港，找到了广东省委委员恽代英，交换两地革命斗争的情况，了解到南方局和广东省委正在总结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在广东失败的教训，进一步商讨了举行广州起义的问题。叶剑英返回广州后，很快向黄锦辉作了汇报。
叶剑英同党接上头，并不断得到党的指示，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他在广州立稳脚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说服张发奎，把他苦心培育的教导团调进了广州。
为了避免某些人的疑忌，叶剑英有意辞去教导团团长的职务，建议由杨树淞代理团长。
教导团在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加紧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除扩大“工农兵革命同志会”、吸收了一百多个###员外，在“老团长”的授意下，还以加强训练为名，成立了一个“士兵训练委员会”，根据城市起义的特点，对各个连队侧重进行巷战中的攻击、射击、投弹、爆破、刺枪和夜战训练教育，并对全团的勤务、司号、炊事、饲养、看护等三百多人，按时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学员们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革命性越来越强。每天，黎明即起，晨光熹微，一队队的革命战士沿着先烈路朝沙河方向练习长跑，一直跑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才休息。学员们望着巍然肃穆的烈士墓碑，高唱起革命歌曲：“走！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歌声激荡着每个战士的心弦，时刻准备迎接起义曙光的到来。
然而，等待教导团的是一场军阀战争。“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张发奎、黄琪翔与李济深、黄绍■争夺广东政权愈演愈烈。
自从贺、叶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之后，黄绍■乘胜回归，代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看到实力壮大，遂成立临时军事委员会，自己担任军委主席，企图改编并直接指挥第四军，取消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统一军权；张发奎也不示弱，表面上声称要出洋，但暗地里召集军官会议签名“倒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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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叛变革命（8）
正当此时，被国民党南京政府排斥的汪精卫，如丧家之犬，急欲利用张发奎实力，赶走李济深。他迫不及待地跑来广州，到处发表演讲。
为了麻痹敌人，掩护自己，叶剑英奉命陪同张发奎、黄琪翔到教导团举行所谓“迎汪”大会。通过与汪、张的接触，进一步摸清了汪精卫的真实意图和汪、张之间的微妙关系。那时，汪精卫与张发奎正密谋要李济深去上海与蒋介石磋商大事，将其调开。叶剑英得知这一动态，便同张发奎商量，准备在李济深离开香港后，即动手解除其部队的武装。11月15日，汪精卫邀李同赴香港转航赴沪。第二天，李济深刚刚离开香港，黄琪翔在叶剑英协助下，以“护党”名义发动了“倒李”的政变。
张、黄“倒李”之战既起，17日凌晨，叶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