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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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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布雷入《商报》,恢复其极为醉心的新闻事业,再作记者,自称为“余正式任报馆工作第二期之开始”。但“数月后,觉邝、陈诸人,思想太陈旧,对编辑方针不了解,颇苦之”。
  翌年,《商报》基础渐立,销行日广。陈布雷与两潘(公展、更生)夙夜孜孜,以充实内容、改革版面为事。每周撰评论五篇,星期日撰短评一篇。星期日社论栏改刊《每周大事述评》,由潘公展执笔。陈布雷谦谓:“余自以学识寡陋,深自韬匿。社交宴会,不常出席,即同业之间,亦鲜过从,故沪上报界,罕有知《商报》编辑部何人主持者”。与上次在《天铎报》时期与报界、文化界人士多有往还,且喜向人请教,大不相同。但因与《中华新报》旬日笔战,以文字结交张季鸾。于右任办《民立报》时期,张季鸾任日文编译,未以文章与国人相见,当初尚不知名;但有才气、富活力,亟思自创局面,有所表现。经数年之奔走筹备,卒创办《中华新报》。编辑部有谈善吾、杨尘因及旧《民信报》一部分人。张季鸾擅口才、广交游,与政治舞台人物,多有接触,于国内外时局形势极了解,故其论评,时有独到处。张因读《商报》与《中华新报》反复辩难的文章,许为论坛寂寞中突起的异军。转辗询问,始知布雷之真名。陈布雷“某日特往访,自此遂订交焉”。此后张北上办《大公报》,与陈友情益沣。《中华新报》报龄约十年,以营业不振,1924年民十三年冬宣告停刊。吴稚晖所著《脞客座谈话》先在该报连载,后即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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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军阀争主权(1)
倒军阀,争主权,陈畏垒倡“全民革命”
  上海当时各报评论未有署名制。《商报》原决定不署名,因执笔者虽为个人,而文字内容则代表整个报社意见,故采各国报纸新制,评论不署名。在其时中国报界,则为新创。社会不察,以为《商报》无社论专人,无自撰之社评,于是《商报》不得已,亦署名以从俗。陈布雷乃以“畏垒”署名,自1923年(民国十二年)初始。
  1924年(民国十三年),《商报》出版已满三年,渐有声誉。陈布雷说:“余等益奋发自爱,公展、更生诸君,皆事繁酬菲,而每日到社未尝稍懈,同人相处之和洽,精神之愉快积极,在望平街中为仅见。余是时撰社论渐觉纯熟,自信心亦加强,于政治外渐涉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及工商诸问题。读者常有投书慰勉并寄文稿者,而一般知识分子及青年对《商报》尤爱护倍至,每值新年增刊,一经去函征文,无不应者,益信耕耘必有收获也。”是年齐、卢战起。《商报》立场,鲜明的反对曹锟贿选。第一版全版用大号字排印,下印曹锟照片,称之为“捐班总统”。对齐、卢之战,袒浙抑苏。卢永祥一蹶不振,孙传芳引兵入浙,《商报》又一贯反孙。在政治立场上,《商报》与广州国民党遥相呼应,如出一辙。曹锟被逐,段祺瑞入京为执政,北京政局,似一时颇有澄清之现象,陈布雷与报社同仁,咸感兴奋,对执政府措施,时时著论,以善意而严正之词评之。是年7月,陈布雷在《商报》本埠新闻栏论评激烈,被工部局控告而受审于会审公廨,几受缧绁之灾,卒以克威律师之辩护,罚金了事。同受审者,有《中华新报》及《民国日报》。
  病逝后的孙中山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商报》著论哀悼。上海《时事新报》同日有论评,竟谓“中山先生之精神,早于与陈炯明决裂时死去,今不过形骸逝去而已”。陈布雷大为不满,次日著“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以反应。《时事新报》无词以答。《时事新报》之前身为《时事报》,创刊于民元前五年(光绪卅三年,公元1907年)12月,后与《舆论日报》合并,改名《舆论时报》。1911年4月,改称《时事新报》。初为维新派机关报;入民国后一变而为进步党机关报,常有反对国民党的言论;北伐后该报又投入新财团之怀抱,立场不一贯。抗战时迁渝出版,胜利后复员上海。上海解放,停刊。
  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商报》每日撰论指引各界行动,监督政府交涉。首先主张缩小对象,俾罢工工人,生活不生困难;继于交涉中主张以惩凶及保障为第一任务,应拒绝接受赔偿金。因此,交涉使许秋帆竟不敢遽然接受英方75000元之支票。
  当时陈布雷的四弟陈训慈正在宁波效实中学任教,兼顾老家家务,陈布雷给他四弟写家信时,也透露了他的一腔爱国之忱:
  ……以上把目前要讲的家务琐事大略讲完。最后要告弟知道者,兄写这封信,是在极繁乱悲痛的心境下写的。这回学生运动,英捕竟开枪杀人!远道闻者尚且发指,何况我们亲在上海目击喋血前后之种种悲惨情形呢?兄近日要哭,直弄到无处哭。有时也想,并哭的自由也没有吗?无宁冒险放声一哭。但幕后又似有声音传来说:“这不是你自己的家里!你是人家的雇佣!怎么能要哭便哭!”呜呼四弟,如兄者已近中年,残血犹热,这真是人生未有之痛楚呢!上海民众颇有觉醒,而总商会诸人老成,犹怕担干系,怕说话,窃恐祸犹未已,流血者亦正未有艾。速告琯卿赶快进行爱国之宣传。呜呼四弟,人间何世?痛!痛!!痛!!!
  孙中山遗嘱这封家书,与当时他在《商报》期间写的社论相印证,足可见其反帝反军阀以及同情工农立场相当鲜明。信中所提到的李琯卿也在宁波办《四明日报》,还是宁波国家主义派的领袖。陈布雷在这一时期写的言论直至9月万县惨案的反英,欢呼九江、汉口的收回租界,所持论点,基本上与中共提出来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张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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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军阀争主权(2)
中国共产党中央办的《向导》周刊也曾经转载《商报》的评论,并且加以评注。中国共产党人肖楚女投函《商报》,赞扬“畏垒”的革命精神,希望“畏垒”能为无产阶级革命贡献力量。可是陈布雷这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因受封建士大夫思想的影响太深,坚持“联合各阶级之力量,打倒军阀,争回主权”,坚持“全民革命”实际上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拒绝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争取。
  陈布雷自己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与公展每日注视事态发展,闲亦亲至各团体访消息,交换意见。故能把握问题中心,而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商报》之尽责敢言,可佩!陈布雷费心力最多,尤为可敬!陈布雷又说:“自是年起,中国共产党人,益注意《商报》,在《响导周刊》中常转载《商报》社论,而评注之。且时有彼党分子投函《商报》,对余等极尽拉拢之能事。然余与公展坚持中国必须以各阶级联合之力量,倒军阀而争回主权,全民革命之旗帜,终始鲜明。久之,彼党亦悟余等非可引诱者,乃放弃其企图,而攻击余等为小资产阶级意识甚浓之分子,谓余等之言论,不能彻底。”可见共产党是曾想争取过陈布雷,可是陈布雷只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他是不赞成阶级斗争的。天津《国闻周报》胡政之,闻声相慕,函约先生每周撰时评一则,月致酬金50元,陈布雷则答应了。
  1926年(民国十五年)元旦,《商报》创刊五周年,发行纪念特刊。社长陈屺怀撰《五周年宣言》,陈布雷撰《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一文。此时《商报》发行数达12000份,上海之读者为多。然报社经济拮据,欠薪常达3个月以上,时或纸张不继,穷困异常,但社中上下,振奋团结,甘苦相共。某日,无纸印报,陈布雷与营业部某君各出30元,机器房工头某亦罄其余囊20元,凑集纸款,临时购买,次日仍照常出版。
  汤节之于民九冬出资创办《商报》,以资金久不集,无法出版。陈布雷大哥陈屺怀与应季审闻而言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赵家艺(赵林士)等,出资助成之。李徵五(镇海人)任总经理,徐朗西为协理,李徵五由傅筱庵支持,接盘《商报》。维持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有陈器伯者回忆:“当时布雷邀余担任浙省特约通信员,此时往来函牍,积有尺许。其一扎中有云:‘商报近如孤军陷入重围,矢尽援绝’。其旁并自加密圈,可以表现其奋斗精神。”后由方椒伯任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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