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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易近人，但也有亲有疏
陈布雷对部下从来没有架子，一向是平等待人的，这在国民党阵营的达官贵人中是少有的，最为典型的要数他与随身副官陶永标的关系了。
陶永标，山东人，从陈布雷组建侍从室起，就任他的副官，经常跟随他出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陈布雷对他待之如子侄，自杀前给陶留下一封遗书，托付后事，对陶的出路也作了安排。陈布雷自杀后，陶被安排在报馆工作，后来转入文具公司，退休后居住在上海。
陶永标有一回忆，述及陈布雷的为人，概括起来是10个字，这就是“平易近人，但也有亲有疏。”陶永标说：
布雷先生做了半辈子官，而且是大官，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从不搞特权，生活上清苦俭约，抗战时在重庆的伙食尤其简单，同部属同桌吃饭，衣着朴素，人所共见，房间里家具装饰也很简单，会客室中只有3把旧沙发，配给他用的汽车，从不许家人使用。
他对国民党中结派系、弄权术的人，是瞧不起的。潘公展与布雷先生是《商报》旧同事，多年老朋友，但知道潘加入CC，即日渐与其疏远。
对于贪官污吏和各派特务，布雷先生更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国民党所以弄得这样糟，主要是败在这些人手里。但对于蒋介石，他却认为“是一心为党为国的”，是下面这批人把事搞坏了。布雷先生除了开会等公开场合不能不与孔、宋、二陈等人周旋外，一般私人很少接触和来往，他曾不止一次地对兄弟和知友说：“只有德操相同的人。我才与之交往，孔、宋一批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因为无话可谈，话不投机半句多。”
1943年10月，蒋介石到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当时蒋兼行政院长，副院长是孔祥熙，蒋既出国，孔当然代行院长职务，布雷先生以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身份，有事须与孔祥熙联系。一天，在院办公处谈毕公事，正要告别时，孔祥熙突然塞给布雷先生一个信封说：“布雷先生，你身体不好，子女又多，负担重，战时物价高涨，我这一点区区小意思，聊表微意。”布雷先生脸孔一阵红，立刻把信封退还给孔。过了几天，布雷先生的侄孙，即屺怀先生长孙陈辟尘，在中央银行工作，来探望布雷先生这位叔祖，说起孔祥熙这种手段是经常用的，委员长身边的人几乎都拿到过，这次给叔祖据说是第一次送。“叔祖，你猜里面封的是什么东西？”
布雷先生说：“当然是钱啰！”
陈辟尘：“叔祖，你知道有多少？”
布雷先生：“我看都没有看过，怎么晓得？”
陈辟尘：“是100万元的银行本票。”
陈布雷叹口气说：“腐败，腐败。”接着他用半戏谑的口吻说：“你们的总裁。哼，他想做本党的总裁，选不上，就在中央银行也设了一个总裁。唉，你们的总裁，这个总裁……”
陶永标也回忆到陈布雷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接触，陶说陈布雷与戴季陶、于右任、叶楚伧、邵力子、张治中比较接近而且尊重。戴是他早期在《天铎报》的同事，叶是在上海柳亚子主持南社时同属社员，是诗文之交；而于老在上海办报时，陈布雷还是青年记者，对于老当然很尊重。陈布雷同邵力子、张治中关系尤其投契，亲如家人。抗战胜利后，张治中有一次到南京湖南路寓邸来看望先生，问及布雷先生这几天身体怎样，我们回答：精神不大好，这时候休息着。张就说：不要去打扰他，让他休息，我没有什么事，只不过是惦念他，特来看看问问。张治中先生叹口气说，当代像布雷先生这样道德高尚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对于CC二陈，陈布雷对蒋介石，对朋友都表明，不参与派别和小组织，尤其是抗战和战后，与二陈更渐渐疏远。在重庆时，陈果夫常派侍从室三处的主任秘书罗时实，来陈布雷办公室走动，陈布雷关照我们，不要接待，不要任意谈处理的公事。有一次二陈办合作金库，聘布雷先生为名誉顾问，有干薪可支取，布雷先生退还聘书，对我们说：“以往我虽反对二陈自立派系，勾心斗角，但终还以为不至如孔、宋一辈人之公然贪污，现在他们办起什么信托局，并将某一银行也把持起来，搜括以肥私，可说与孔、宋是一丘之貉了。”
陈布雷的最后一段日子（1）
1948年冬，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陈布雷显得焦虑不安，他经常长吁短叹：“已有2000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
“国将不国，一片废墟，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
“我要劝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跟共产党谈判，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壁江山。”
锦州战役，蒋介石在北平亲自指挥失利，气得吐了血，回到南京后因伤心过度又连续吐血，陈布雷曾去蒋的官邸探望过两次，也谈了话。有一天深夜，陈布雷到蒋处谈话，蒋介石还送他出门，陶永标从侍卫室出来跟随在后，听见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战局虽然不利，我们虽然被打败，也不会被消灭，你太悲观了。谈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
陈布雷坐在车中，脸色从未有过的难看，回到寓所还自言自语：“成败在天，成败在天。”一连几天抑郁不欢。
陶永标还在文章中回忆道：
1948年11月8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开会时严厉斥责“主和派”是向共产党投降，并声明一切和谈谣言“绝不影响战斗到底的决心。”布雷先生开完会回来，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猛抽香烟。他的胃口也大为减少，只能吃一小碗饭，菜也吃得很少。饭后到寝室，来回踱步，长吁短叹，或吟着唐诗：“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烟灰缸里的烟蒂不到半天就满了，一天要倒二三次。
由于布雷先生长期失眠，所以他的睡眠全靠安眠药维持。他的安眠药由我负责看管，每到夜里11点钟，我便取出两片，倒好一杯开水，放在他的案头上，看着他吞服后我方退出。每夜我一定要见他熄灯后才放心回家休息。这天深夜，他已服了安眠药，两眼通红，还是不能入睡，他便又向我要了几粒一口吞下，朝床上一靠，望着我手中的药瓶叹道：“这瓶药给我一下子报销掉就好了，省得你再操心了。”
我也注意到他这些天心情特别不宁，便打电话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的四弟训慈和八弟训愿，两兄弟当时都在南京工作，闻讯后相继前来抚慰兄长：百事要看得浑些。同时我也将此情形写信告诉他在上海的太太王允默，王也频频来信开导，然而，大家仅仅为他的健康担心，没有料到他竟会自杀。
布雷先生最后几天也流露出一些反常迹象，可惜我当时没有觉察到他要自杀。
11月10日晚，他提出要同我共进晚餐，他和下级是经常同桌吃饭的，但我考虑到他牙齿不好，吃饭须细嚼缓咽，而我习惯于狼吞虎咽，三口两口解决问题，二人一起用膳怕不协调，故开始推辞说：“我去找蒋君章秘书来陪你吧！”可是他说：“叫你来就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