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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大众语”问题时，鲁迅写信给曹聚仁，谴责那些“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的“狗才”论者。信中说：“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曹聚仁未经鲁迅同意，把信转发到《社会日报》上。于是，又引出了一篇署名绍伯的文章：《调和》。
文章说，近几年来，青年们追随思想界的领袖们做了许多努力，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倘使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于是，列举了《社会日报》同期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鲁迅的关于大众语的答信，一篇是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文中把两篇文章硬拉到一起，说鲁迅在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还说：“这恐怕也表示了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坎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原来绍伯即田汉，文章也跟廖沫沙的一样发表在《大晚报》上。廖沫沙以“买办意识”攻击他，田汉则诋以“调和论”，都是从根本上否定他作为一个战斗者的存在。大约他猜想他们原是“一伙”，所以同样不作回答，只是到了年底，才在答复《戏》周刊编者的信中顺便带及，说：“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鲁迅始终认为，这并非只是个人的事情。
在文章或通讯中，鲁迅都曾多次把绍伯和林默的名字挂在一起。他写信给杨霁云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又说，“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在给曹靖华的信中，叙述两人的攻击则更详尽，结末说：“从去年下半年来，我总觉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在拿我做玩具。”几次笔伐其实都与理论之类无关，完全是修身方面的打击，“从暗地里中伤”。为了捍卫个人的尊严，鲁迅确也适时地作出反击，一反击，对手也就沉下去了；然而，对于同人的伤害，却长久不能释怀。有一次，他还曾在信中向徐懋庸吐露过这种心情，但过不了多久，连徐懋庸也和他们串通一气，以致终于有一天，雄赳赳打上门来也。
文坛的鬼魅好像全部聚集到了他的周围。以一个人对一个组织，一个群体，他有足够的祛魅的力量吗？
5。“译文”事件
对鲁迅个人来说，还有一个意义比较特殊的事件，即《译文》事件。其实，这也是由“同人”制造出来的。至少，郑振铎和茅盾是老熟人，又都在文学社和左联里面。说是特殊，则不但是人事方面的纠葛，而且与“资本”这东西有关。
1934年夏天，在上海市党部的压力下，黎烈文被挤出了《自由谈》。这是一位翻译的好手，为了使黎烈文不致因此在生活和事业两个方面造成损失，鲁迅特地约请他和茅盾一起，商议成立译文社，编辑《译文》月刊。后来还请来文学社的编辑黄源，让他一面做编辑，一面同生活书店联系出版，帮助做些事务性的工作。
生活书店是由邹韬奋开办的，掌握业务实权的是胡愈之。从书店给出的条件来看，显然是同经济有关的：杂志先试办三期，稿费编辑费一概不拟开支，如销数能超出几千的限额再订合同补算。此外，稿费的算法也很苛刻。但是，鲁迅答应了。关于办《译文》，鲁迅在给翻译家孟十还的信中说，“希望由此引出几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新的译者来——其实志愿也小得很。”对于生活书店的商人脑子，他从一开始就有清醒的认识，但因此，合作的基础也就非常的脆弱。“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板，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他在同一封信上说，“办一个小杂志，就这么麻烦，我不会忍耐，幸而茅先生还能够和他们‘折冲尊俎’，所以至今还没有闹开。”可是，等到一年合同期满时，事情很快便闹开，而且彻底闹翻了。
在编辑《译文》的基础上，译文社又拟创办《译文丛书》，经由黄源同生活书店洽谈后，即开始工作。此时，郑振铎从北京来沪，筹办《世界文库》，并决定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鲁迅是支持的，还应约亲译了《死魂灵》。但是，自从邹韬奋返国后，情况便起了变化。生活书店通知说因为已经有了《世界文库》，所以不再准备出版《译文丛书》。为此，译文社只好将丛书移交给吴朗西巴金开设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大约生活书店对译文社的转移行动很不满，于是决定撤除黄源的《译文》编辑职务。鲁迅不同意，坚持一种态度：生活书店如果要继续出版《译文》，得与黄源订合同，由黄源签字。
这是鲁迅为保护“小人物”而作的斗争，为捍卫个人尊严的斗争，也是决心对抗由资本构成的霸权势力，而致力于开拓翻译事业的斗争。关于这次事件的实质，以及他前后所取的态度，在1935年10月4日致萧军的信中作过很好的表述：
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的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
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在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在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之后，又是一回事了。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向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的，还要坏得远。
……
我们都好的，我比较的太少闲工夫，因此就有时发牢骚，至于生活书店事件，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是不足道的，我们只要干自己的就好。
信中的“资本家”，指的是邹韬奋。同信还说到《译文》停刊后，社会上传播的此事出于译文社要求加钱不遂这样“有益于书店的流言”，所以不予置评，乃是同样取“由它去罢”的轻蔑态度。给曹靖华的信则说：“生活书店貌作左倾，一面压迫我辈，故我退开。”在这里，他使用了“压迫”的字眼。政治家出于政治需要，对于阶级阵线有特别的划分；而鲁迅出于实际斗争的体验，也有适合于他的阶级论。至于资本家的“帮闲”，当是指胡愈之，郑振铎，傅东华，甚至包括茅盾。胡愈之是“局内人”不说，关于郑振铎从中所起的作用，鲁迅在两封信里说过“有下石之嫌疑”和“颇有人疑他从中作怪”的话；至于傅东华，貌似旁观者，实际上是参与其事的。茅盾与郑振铎私交甚笃，在与生活书店往来中，一直扮演似乎骑墙的角色。但是，作为译文社中人，在关键时刻并没有明确的表态。鲁迅后来在信中说到茅盾和郑振铎时，曾说到“往日之给我的伤”，就是指的《译文》事件。事情简直戏剧性到了极点，这几个人在鲁迅同周扬的斗争公开化以后，都同周扬搅到一起了。
这种挫折，好像鲁迅并不太在意，在一封信里还说是“小事”，大约正如他所说，是因为经验过了的缘故。然而，《译文》杂志一直是他所萦怀的，经过种种努力，半年之后终于复刊。
6。周扬——鲁迅一生最大的对立面
周扬成了鲁迅一生中最后也是最大的对立面。
周扬参加左联很晚，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