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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下段：“清党期间，鲁迅仍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职。自从踏足这块“革命策源地”以后，他对中国的政治地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应当有把握认为，不至于为一时的风云变幻所迷惑。然而，时局的发展竟大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他对国民党以及国民革命军北伐行动是抱有幻想的，虽然一样承认“革命尚未成功”，甚至发出过有人攀摘革命花果的警告，却根本不曾想到整个党和军队，会如此快速地掉转枪头，对付先前的合作者。政治家的野心，实在远胜于文学家的想象力。他从来未曾看见这样杀人的，北京“三一八”惨案仅杀掉四十余人，他已经说是“出离愤怒了”，如今何如？他用了“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的话，形容此时的感受。出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道义感，他以辞职表示抗议，然后在一个名叫“白云楼”的地方蛰伏下来。可是，像他这样阴郁易怒的人，是注定做不成现代的隐者的；果然很快地，便接受了官方###门的夏期讲演的邀请，破门而出了。其实，稍早一些时候，当他为结集的《野草》写作题辞的时候，即宣告“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透露了渴望“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的决绝的信息。”鲁迅为什么离开广州恐怕不是这样的吧？以林先生对鲁迅的了解我想他不该不知道，而这样去写，我不能不说这是“故意”的，在学术上可以说是“恶意”的。
算了，对于林先生，我还是充满尊敬的。不过那些对于此文的吹捧我看就算了吧，鲁迅是财富，但不是这样使用的。这篇文章里充斥着语言暴力的阴影，弥漫的政治用语，和使人不舒服的治学态度，充其量也就是本类似在烧炭党人中流传的小册子罢了。
本文转自新浪论坛，不代表新浪观点
1。国民党的“现代化”
关于中国的现代化变革，国外的汉学家溯源较早，甚至及于19世纪中叶。由于历史的延续性，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论及国民党政府在现代化方面的改革和建设。作为20世纪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固然不可能排拒世界潮流的影响，仅就政权资源的积累考虑，仍然不能不重视经济文化的发展，所谓国计民生问题。世界现代史证明，惟靠恐怖统治和意识形态宣传是无法维持一个政权的较为持久的存在的。
如何评价1927年至1937年国民党南京执政时期的“现代化”成就，国外历史学家的看法并不统一。大体而言，有着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十年是国民党的“黄金时期”，从根本上建立一个健全的政治制度，从而有可能为建立起一个强大、民主和繁荣的国家打下基础，尽管这一希望因为日本的侵华战争而告流产；另一种意见，则坚持认为，国民党政府是一个专制、腐败、低效的政府，即使没有抗日战争的干扰，也不可能实现中国所需要的经济改革，因为国民党的思想和组织未能形成中国所需要的现代的基础结构。不过，对国民党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美国学者易劳逸，在他的著作《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中仍然对南京政府的一些成就作了肯定性的评述。在第六章里，他这样写道：
中国在经历了十个春秋之后，到1936年和1937年间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尽管还普遍存在着低效率和腐败现象，但是，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和领土上正日趋合一，其程度，至少从1915年以来是没有过的。中国在许多方面正呈现出现代国家的特征。例如，重新制定了新的法律条文，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不平等条约多数已被废除。尤其是教育制度的发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在1931年至1937年间，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货币第一次得到统一。
物质方面的变化——至少在城市里——给人的印象或许更加深刻。在许多大城市里，现代风格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密如织网的大道穿过人口稠密的地区，水电供应系统遍布在许多重要市区，一些中心地区的环境卫生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收音机和卷烟、电影和汽车、卡巴莱餐厅和西式服装的不断增长，也同样表明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正如一个美国观察小组在1935年所报道的那样（尽管这篇报道有点过于热情）：“中国在所有领域里，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同十年前甚至是五年以前相比，现代化将给中国带来长达几个世纪的深远影响。”
……对于许多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人来说，国民党统治的十年里，他们的生活无疑已经得到改善。西方的技术正在增进生活的舒适；物价的下跌对那些靠固定工资生活的人来说，意味着生活标准有了提高；同前十年或者后十年相比较而言，这段时期对不干预政治的人来说在政治上也较为稳定。因此，今天许多中国人回顾起南京政府时期，称之为“黄金的十年”，就不足为怪了。
关于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美国学者沃拉指出，其实许多是以它掌权以前即已取得的成就为基础的。此外，还有像格拉斯·帕奥等学者以他们的研究，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得出实际上处于“停滞”的结论。易劳逸认为，十年间经济增长的原因还不清楚；据他的推测，主要归结于外国在华投资开设的工厂。此间，外资占有中国工厂资本将近63％。还有学者的研究表明：1937年以前，中国任何地方有现代化经济发展，大多要归功于外国资本。而且，1932——1935年萧条之后生产的大幅度提高，主要是1936年的好收成引起农民对工业品的新需求的结果，而不是来源于政府的政策。
事实上，从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基本理论和内部结构来看，它是不可能使现代化变革在“###”的前现代政体底下持续进行下去的。美国学者柯伟林分析指出，国民党政府沿用孙中山的思想，即以吸引和利用外资来发展由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遏制私有企业和私人资本的扩张，是“对小资产阶级有着深刻的不信任态度”。他说：“有证据表明，一党政府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害怕一个拥有财富的、独立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国民党政府跳不出孙中山思想中的反对市场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支配。它要建立的是一种以官僚的专业化为基础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所以抓紧外资和国有企业，也无非借以增强中央政府的力量而已。对于政府来说，坚持传统中的变革，只是集权的一个手段。在现代化过程中崛起的资产阶级，在1927年的关键时刻首先出卖了自己，它不但没有坚持自己已经获得的政治自治权，反而参与设计了惨遭国家政权摧残的方案，为国家政权的权威的重建作出了贡献。“###”的政体不可能保障个人自由权，即使允诺的地方自由权也是暂时的，有限度的。在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政府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政府官员由于掌握了权力和国家资金，因此得以利用职权，垄断各种经济事务，扼杀企业的正常竞争，以“现代化”的名义阻碍现代化的步伐，使现代化发展维持在低水平上。“最坏的是，蒋氏政权没有解决中国民众的贫困这一国家最紧迫的问题。乡村依然是受灾地区，除了上层之外，城市的居民生活也没有显著的改善。”美国学者石约翰分析说，出现这种形势有许多原因，超出政府的解决能力，但是，蒋氏政权几乎没有关注经济公正问题，这是主要的。他接着指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与民国其他所有的黑暗面是互相关联的，但最重要的，是与它越来越依靠那些利用国家危难而牟利的人相联系。”
贪污腐败成了一个死症。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说到国民党中国时，有一个专题的章节，就是“政府成为有组织的‘贪污集体’”，认为这是官僚政治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工资收入微薄，另方面则是官场中最复杂的私人关系使“系统化的贪污”成为制度的伴生物。易劳逸说，到1930年，人们就感受到贪污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程度，已经超过了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一代不如一代。许多观察家认为，贪污是南京政府最卑劣的特征。有人称，所以存在反对党的威胁，其实是农民对政府腐败和弊政的反弹。蒋介石早已注意到贪污已成普遍现象，在谴责贪污腐败方面，一直走在领导层的前列，但是，为防止和惩治贪污而制定的系统性措施，在人们看来简直成了笑柄，因为事实上被抓住的只是一些没有多大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