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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作《隔膜》，说的还是像新月社诸君子一样的“不自觉其做奴才之君子”，但是那结局是无法比拟的。清朝乾隆年间，山西生员冯起炎，闻知乾隆皇帝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意图呈进，结果在路上徘徊时，先以“形迹可疑”被捕，后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这样的惨案很不少，倘问来由，都只因为“隔膜”。这是鲁迅从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中的一大发现，但是这个发现，却并不为后来的知识者所重视。对于权力者与知识者，鲁迅是从政治格局所规定的控制与被控制的角色进行阐释的。他说：“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庖’，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鲁迅要指出的是，要说人权，就要明白这是一个不把人当人的“党国”；要说言论自由，也就必须明白，在一个严格区分了主奴的国度里，言论是有界限的。倘问，我们要不要自由和人权呢？鲁迅的结论当然是一定要的。在答中学生杂志社问时，他说得很明确：“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对党国的奴隶而言，言论自由的权利是最基本的，而争取的态度也是最基本的。所谓“争取”，其中有着多种方法方式的选择的可能性，惟有一种不可能，就是乞求专制政府的施与，像胡适等新月社诸君子那样。
3。“无所属”的鲁迅
海耶克说：“当失去自由时，自由才会受到尊重。”1927年以后，人民已然失去了自由；这时，谁尊重自由了呢？对于自由，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并非要求政府赐予并且加以保护的，相反，无宁说他们根本不信任政府，甚至敌视政府。美国民主的奠基人之一潘恩在《常识》里也这样说：“社会在任何状态下都是一种福祉，而政府，即使当它处于最佳状态时，也不过是一件不得已的祸害。”密尔在著名的《论自由》里指出：“所谓自由，是指对于统治者的暴虐的防御。”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所有主张，几乎都在于如何限制统治者的统治权。他们普遍认为，人民的意见是最高权威，也就是说，民主是自由的保证。但是，在这里，多数的赤裸裸的权力是不允许的，他们跟独裁者一样无权向个人施以无章可循的暴力。对于民主制政府而言，其根本性的完善，其实也是最大的困难，仍然像密尔说的那样，在于“如何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为个人抵抗统治权力提供一种社会支持，即一种支点”。对统治权力的个人抵抗，是所有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集合点。胡适们刚好相反，不但放弃了个人抵抗，而且与专制政府达成全面合作，这是怎样的一种自由主义呢？关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境遇，费正清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我们现在能看清杜威的长时间访问可能是美国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顶点。到1932年###作为中国的新的政体已牢固地建立起来，北京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已软弱无力地悬挂在政治的葛藤上。但是他们的讨论典范对中国的最终进步是很重要的。”费正清在华期间，与中国的留学英美的学者有过广泛的接触，对他们的软弱性和依附性是了解的。至于对他们的有关自由主义讨论的肯定性的评价，侧重的是理念的引进，而不是政治实践及实际效果。但是，对他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费正清并没有作出必要的评估。
鲁迅在《两地书》中有一段话说：“在中国活动的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但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动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义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无政府主义者的报馆而用护兵守门，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而胡适一流的“主义者”如何，这里没有说，但从要求政府保护这样一种“焦大”精神来看，他们的“人权论”也仍然是“旧货”。鲁迅自称“无所属”，在中国的知识界中，他的存在确乎很难为某一种“主义者”所完全认同。就说自由主义，其实在他是并不排拒的，而且一直怀有这方面的信仰。杜威来华的讲演，他便表示出很大的兴趣，设法流布和珍藏。他的个人主义，不妨视作自由主义，即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最本质的自由主义。学界对自由主义作出传统与现代之分，以鲁迅的这种个人倾向，也当算是传统的一类，但是，社会正义又恰恰是他关心的主要目标，在这里，他把两者统一起来了。
20世纪中期，在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流行。所谓新自由主义，就是摒弃了传统自由主义中的个人至上的倾向，而使自由与民主结合得更为紧密。整个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纷纷转向社会主义，应当认为，这同民主社会的理想有关。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或者可以说，此中更带民粹主义或平民主义的意味。至少，鲁迅是如此的。正如席尔思所说：“人民构成道德和标准，同人民保持联系就是善。”鲁迅正是以这样的思想道德基础，表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但是，同时也正因为他没有把“个人”从“人民”中脱出去，而是把它作为基础的基础，才终于有了反抗“自己营垒内部”的“元帅”的行动。他骂新月社与创造社，以至后来与左联的分歧，表明他确实“无所属”，在中国这块没有自由，甚至也没有自由理想的土地上，他只是一个自由的幽灵，一个反抗着又徘徊着的孤独的幽灵。
1930年开始，鲁迅先后加入三个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早在北京时，他便曾经向许广平表露过乐于受人“利用”或与人“合作”的意见，说：“我明知道几个人做事，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现状，总该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这一点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现在，鲁迅加入团体，正是实践了其中反抗和改革社会的这一初衷。这三个团体在争取人权的问题上，可以说是先后一贯的。左联提倡左翼文学，其实是在政治文化专制之下争取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也即“话语权”。鲁迅没有把他对政府的反抗停留在讽刺性文本上，他的加盟，表明作为实践的知识分子，通过直接的斗争，已经完全彻底地把他同胡适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人权论者做了区分。
由鲁迅和郁达夫领衔发起成立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确乎经过冯雪峰等共产党人的策动，但是，重要的不是如何成立，而是如何行动。它的成立宣言，虽然是集体的产物，却同鲁迅的自由反抗的思想相一致，总之与新月派的人权论调是两样的：
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
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
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语不能自由。
封闭学校，教育读书不能自由。一切群众组织，未经
委派整理，便遭封禁，集合结社不能自由。……不自
由之痛苦，真达于极点！
我们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坚决为自由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