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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帆在美国期间，不会开车，杨宁就开着自己的老爷车接送，两人一起买菜做饭、和朋友搓饭局、看电影，渐成无话不说的死党。这两人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并肩一起学习、工作超过10年时间，他们在联合创办ChinaRen之后又联合创办了空中网，两人虽然头衔不一，但所占股份完全一样：都是19。8％。杨宁的股权证还放在周云帆的保险柜内，让周云帆代为保管，两个人好得就像一个人一样。
在空中网位于腾达大厦35层的办公区内，周云帆和杨宁的办公室格局几乎一模一样，大小完全一样，而且左右紧挨着，就连秘书都是同一个人。在爱好上两人也是一样，喜欢打高尔夫。 （本文来源：网易商业频道 ）
2003更上一层楼
关于2003年的叙事别无选择，只有一个主题：非典。
2003年3月6日，北京市接报第一例非典病例，一个叫SARS的幽灵侵入中国，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可能导致猝死的严重急性肺炎，更可怕的是，它的病原尚未确定，所以被称为“非典型肺炎”，它飞速蔓延，从广东到香港再到北京、上海；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病例出现。到4月28日，仅北京市就确诊1199人，疑似病例1275人，死亡59人，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委副书记孟学农因防治不力被免职。一时间，抗击非典成为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因为这种病毒传染性极强，所以一旦发生一个疑似病例，当即要进行大面积的整体隔离。
对于主要依靠电脑进行信息传递的中国互联网业，尤其是从事电子商务行业的众多公司来说，非典成为他们“大跃进”的开始：这里面有2001年已经开始行动、2002年完成布局、2003年正当大发展的3721和百度，还有一直靠网下走路但也结合网上做拓展的慧聪；当当和卓越等网上书店也有不同程度的业绩提升。
一些新的电子商务公司也由此在2003年创办了。这一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在中关村跑了很多年柜台的刘强东创办了京东电子商城；上海某医院技术人员张建国创办了篱笆网的前身无忧团购网，如今的它们都成为下一波电子商务公司的翘楚。
网易也在非典之后收获了他们空缺多年的总编辑—李学凌。时任搜狐IT频道主编、中关村知名记者李学凌在非典期间从北京飞到广州，整个航班只有他一人，不过，当李学凌落地出站看到那辆熟悉的蓝色大号切诺基后，心头一阵温暖，那是丁磊的坐骑。今天的李学凌是中国最大的游戏综合门户多玩游戏网的CEO，而接替李学凌任网易总编辑的是《环球企业家》的总编辑李甬。李甬曾经在《南方周末》和《财经》这两份全中国最好的媒体里有过卓绝的表现。
不过，2003年当年，最受益的是一家叫阿里巴巴的公司。非典对阿里巴巴来说，不仅意味着其之前在海内外两条线上所做的关于电子商务的教育和普及工作得到了加速；更重要的是因为阿里巴巴内部员工患上非典后的因祸得福，公司由此获取内部凝聚力的再度统一，经历过湖畔花园18罗汉分合、回到中国等两次劫难的阿里巴巴借此完成了自己从优秀到卓越的内部跃迁。
当然也有因非典而产生业务大幅影响和下滑的公司，依靠网吧为主要渠道的盛大就遇到了很大的业绩压力；通过互联网提供旅游服务的携程也几乎遭受灭顶之灾。
数字总是最具说服力，根据携程招股说明书公布的数字，2003年第二季度，携程的营业额与第一季度相比，骤降了42％，经营利润更是下跌了上千万元人民币，跌入了“红灯区”。因此，一直到第三季度的时候，携程仍然在揪心地等待着SARS之后整个市场的恢复。但幸运的是，第三季度的回升给其吃下了定心丸，其第三季度的营业额达到了创纪录的5811万元人民币，与第一季度相比也增长了73％，那个高速增长的市场又回来了。
中国互联网，尤其是电子商务的中国力量再一次得到张扬，好日子又来了。
湖畔花园18罗汉
现在回头去看阿里巴巴保存的一段录像，会觉得很有意思。录像记录的是1999年春阿里巴巴刚成立时，在杭州湖畔花园马云家，马云妻子、同事、学生、朋友共18个人围着马云，听他慷慨陈词：从现在起，我们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们的B2B将为互联网服务模式带来一次革命！
类似的话在1998年年底的北京，马云已经讲了一次。
当时，在下定离开外经贸EDI回杭州的决心后，马云和跟随着他从杭州到北京打拼的兄弟们说：“我近来身体不太好，打算回杭州了。你们可以留在部里，这有外经贸部这棵大树，也有宿舍，在北京的收入也非常不错；你们在互联网混了这么多年，都算是有经验的人，也可以到雅虎，雅虎刚进入中国，是家特别有钱的公司，工资会很高，每月几万元的工资都有；也可以去刚刚成立的新浪，这几条路都行，我可以推荐。反正我是要回杭州了。”
接着马云又说：“你们要是跟我回家二次创业，工资只有500元，不许打的，办公就在我家那150平方米里，做什么还不清楚，我只知道我要做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商人网站。如何抉择，我给你们三天时间考虑。”
像当年离开中国黄页一样，马云的决定又一次在他的团队里引起轩然大波。所不同的是这次没人哭。大家讨论时，很多人不能理解马云的决定，也有人坚决反对这个决定。不过，5分钟后，所有人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愿，跟着马云回杭州。
1999年是中国互联网的第一波高峰时期，有经验的互联网从业人员是稀缺资源，很容易找到高薪工作，与500元相比，月收入上万元还是很有诱惑力的。至于为什么这些人会一致地选择跟随马云南下，日后马云的一次内部讲话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现在互联网江湖很昏暗，谁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找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很可能你几年后还得换地方。现在我们用一支团队的力量在这片江湖里拼杀，十几个人在一起还有什么可怕的，拿着大刀片子往前冲即可。”
财经作家郑作时为此感慨，“这一团队和马云之间建立了超越利益之上的联系—既然几万元的月薪都可以放弃，那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让他们分开”。
关系再好的团队，由于朝夕相处，不免还是有磕磕碰碰的地方。从创业一开始，马云团队就定下了一些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原则是马云团队最终并肩走得足够远的保证。
这些原则中，与团队有关的最重要的一条是解决矛盾的原则：从一开始，马云和他的创业伙伴就定下原则说，团队中任何两个人发生矛盾，必须由他们自己互相面对面地解决。只有在双方都认为对方无法说服自己的情况下，才引入第三者作为评判。
简单、开放议事原则的提出和确立，对于阿里巴巴团队建设至关重要。它使阿里巴巴基本杜绝了“办公室政治”，杜绝了“文革遗风”，杜绝了“民族劣根性”，大大减少了交流沟通成本，减少了内耗，大大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不要小看这个原则，对一个创业团队来说，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何解决矛盾是一个问题，在马云团队看来，办公室政治在于矛盾的不断累积。
如果没有这个原则存在，没有这个原则长期坚持而自然形成的简单开放的价值观，阿里巴巴的18罗汉打天下的故事很有可能不能圆满，至少华星时代的创始人风波很难过去。
2000年，成功拿到高盛等500万美元的风投后，阿里巴巴从湖畔花园拥挤的居民楼搬到华星大厦宽敞的办公楼，随着空间环境的变化，阿里巴巴创业者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搬到华星之后，随着公司正规化建设的开始，划分部门、明确分工都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有了部门就得有负责人，于是提干就是顺其自然的事。在18个创始人中，第一批提干的有三人：孙彤宇、张英和彭蕾，职务都是部门经理。于是原来的18个创业者分成了两拨：4个官和14个兵。从北京EDI时代起，这支团队就习惯了只有一个头，那就是马云，其他人都是平等的兵。湖畔花园时代也是如此。到了华星时代，这种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现状突然改变了。
搬到华星大厦不久的一个晚上，马、张、孙、彭之外的十几个创始人来到一家名为名流的咖啡馆聚餐。大家开始说好不谈工作只叙旧，但谈着谈着就说到公司说到工作，所有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