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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回答：“这个人受先帝厚恩而不死，不忠甚矣。我如何会效仿这个混蛋？”
多铎觉得此人若投降最好，若不投降，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把他杀掉了。
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小至个人生死，大至国家兴亡，时时处处都凸现出中华民族的气节观。而当气节需要以生命来换取时，历代有志有为之士无不表现出一种慷慨赴死、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气节，正如文天祥临死前在其衣带中所写：“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史可法的确是死了，他死后，多铎屠城，城市的数十万百姓死于屠刀之下。
在他死后的几年内，许多人都纷纷说他并没有死。大概这些人的本意是好的，希望史可法的精神能永远存活下去。
在这种迷信的传播下，就有了洪承畴和被俘的吴中义军首领孙兆奎的一段对话。
洪问孙：“你从军中来，知不知道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孙反问：“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据说，洪承畴此时狼狈不堪，立即下令把孙兆奎拉出去杀了。
一副对联（2）
洪承畴与史可法受到的教育是相同的，都是儒家的忠君教育。他们又都是帝国的重臣，为什么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呢？
我们不想分析史可法临死前的不投降行为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如果一定要有，应该是忠君思想在支撑他。我们也不想分析洪承畴为什么要投降，为什么不能像史可法一样赴死。
我们只是知道，史可法被颂扬了几百年，应该！洪承畴被骂了几百年，也应该！
但是，颂扬史可法的人和骂洪承畴的人如果在两个人的同一处境下，自己会做出什么选择来？是被自己颂扬还是被自己骂？
明帝国的知识分子以及一切臣民在帝国的黄昏就要到来时，所持的态度和所做的行为在今天来看，有对有错。
但若我们活在那个时代，我们面临着那种抉择，是生是死，我们能坦然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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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是你（1）
终于该轮到帝国的主角上场了，他的名字叫朱由检，在公元1627年，天启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哥哥天启帝朱由校死后的第三天，成为崇祯皇帝。这一年他十七岁。
他大概还记得七年前哥哥刚登基时，自己问哥哥的一句话：“你这个官我能不能做？”天启皇帝笑着回答：“可以，可以，等我做几年后，就轮着你做了。”
想不到七年后，朱由检真的做了皇帝这个官。但是，他哥哥骗了他，这个官一点都不好做。
崇祯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干掉了魏忠贤，朝野上下欢欣鼓舞，他们以为迎来了明帝国的春天。事实上，这个时候的帝国已经近黄昏了。
万历皇帝用了三十八年时间把帝国的经济彻底搞垮，魏忠贤用了四年时间把帝国的政治制度连根拔起，留给朱由检的还能有什么？
帝国是必须要败落的，不同的是，败在谁手里。崇祯元年（1628年）的明帝国即使有神仙在世也难以救助，首先是皇太极这个强大的对手在东方骚扰，其次是西部的造反大军的铺天盖地。这是两股来自不同方向的势力，而明帝国正好处在其中。
整个帝国不能也绝对不可以绕开这两股力量，用一股力量去打另一股力量。这就是当时的现状，也是帝国必须要消失的前奏。
那么，领导帝国走向灭亡的这个朱由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虽然不能阻止帝国的灭亡，但他完全可以延缓。可惜，他不是这样一个人。
其实所谓天下，不过是一个昂贵的古董。你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它就会安全，若将其放在危险的地方它就会掉在地上破碎。朱由检并不想把它放在危险的地方，可最关键的是，他不明白什么地方安全什么地方危险，于是，他放错了地方。
朱家自从万历皇帝以来，通过万历皇帝断子绝孙似的断头政治，就注定了不可能出现中兴之主。泰昌皇帝根本就没有受到过帝王教育，幸好死得早一些。天启皇帝更是没有受到过任何教育，但他十分聪明地不管这个昂贵的古董，他让魏忠贤去放。结果魏忠贤有意地放在了危险的地方。
然后就是朱由检，事实上，他是个非常想把事情做好的人。而且，看他少年时期的教育，他应该是个有能力把事情办好的人。但如我们所知，他并没有把事情办好，反而越来越糟。大概他在临死时都不会明白，自己的辛勤工作为什么会换来帝国的灭亡。
帝国的处境已经万分险恶，这对于一个尚未成年的人来说，本身就是个灾难。更可怕的是，朱由检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是只意识到了那么一点点的险恶，他怀着一颗雄心，想要大有作为一番。
我们可以这样讲，崇祯皇帝想要大有作为的“作为”只限于帝国的平稳期，而绝对不是帝国的危险期。他后来的一系列举动让我们知道，他最多只是个守成之君，绝对不是力挽狂澜的皇帝。
他干掉魏忠贤后，不但是朝野上下，即使是边境将吏也大受鼓舞。崇祯皇帝就像是被别人夸奖了的小孩子，他当时想的肯定就是，要做出更多的这样的事给这些人看，然后得到他们的表扬。
着急，这个词语用在崇祯身上太合适不过了。他太着急了，一个着急的人总会有诸多表现，崇祯皇帝就是这样，批奏章，不分白天黑夜，召见大臣，也不分白天黑夜。每当遇有军机大事时，他更是废寝忘食。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勤奋的皇帝，一个想要把帝国起死回生的皇帝。这种不顾疲倦、勤于政事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人问过，崇祯皇帝对那些奏章的处理意见是否正确，是否真的能解决他想要解决的事情？
崇祯皇帝还有几大优点，比如节俭，对西方科技的兴趣，在危急时刻，他敢于用人。这是他即位初期给整个帝国臣民的印象，帝国的臣民以为有了希望，大多数大臣也有了重振祖业的信心。
但是，崇祯皇帝的这种“勤于政事”引发了另一种结果。一心想要把事情做好的人有一个毛病，当他付出了精力和时间，却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时就会由着急变成焦躁，最后导致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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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是你（2）
崇祯皇帝这种急功近利主要表现在“重典治吏”上。朝中大臣似乎上辈子挖了他祖坟一样，他把大臣们分成三股，第一股在朝堂，第二股在监狱，第三股在地狱。
任何人都知道一个浅显不过的道理，事情是慢慢做出来的。可崇祯皇帝不这样认为，一件事情吩咐下去，如果在规定的时间——通常在这种规定的时间内大臣们都不可能完成的，不能完成，那你就要受到责罚。
骂文武百官是家常便饭，对百官的过失采取严惩不赦的政策，从而使得许多官员觉得“做事的”不如“不做事”，为了躲避崇祯的脏话和牢狱之灾，大臣们就坚决不做事。
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顺天府尹刘宗周上疏道：“陛下您求治心切，一心想要功利，不见功利，就用刑罚。不是此时该用的办法。”
河南府推官汤开远也上疏崇祯，认为皇上对官吏处罚过多、过重。也正如这位地方官所说的那样，崇祯一朝被杀戮的总督有七人，巡抚十一人，兵部尚书十四人。这里面有几个的确该杀，但大部分都是不该杀的，甚至根本就没有罪过。
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兵临北京城，山西巡抚耿如杞奉命勤王。结果在三天时间内被命令换了三个地方驻防，而粮草一点未给。士卒饥饿难忍，遂出现了抢掠行为。崇祯听说后，立即将这位巡抚处死。陕西某县的一位知县刚赴任七天，县城被造反人士攻破，他本人被崇祯皇帝下令处死。大家都觉得这个县官太冤枉了，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样冤枉的事情在崇祯一朝比牛毛还多。
当地方官员认为崇祯皇帝对官员太苛刻时，崇祯皇帝觉得这是小问题，在这个年轻人看来，官员就是贱人，你不给他压力，他不可能给你干活。
但是，这些人的确不给他干活。不干活可能会保住性命，一旦干活就要完蛋。大臣们的这种行为又导致了崇祯皇帝作出一个错误决策——重新重用宦官。
事实上，宦官在中国历史上颇有非议。中国历史上的好宦官只有五代时期的张全义还有明朝的郑和，如果把司马迁也算上，最多不过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