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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华，崇山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今年七十岁了，十一年前王晋华参加诉讼的时候才六十岁。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赤着脚刚刚从地里割麦子回来。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很瘦，脸被太阳晒得黑红透亮。生活的艰难从他的衣着和家里的摆设上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妻子几年前中风瘫痪，丧失了劳动能力。王晋华在种完地之后，要回家给妻子做饭，晚上给义乌的乡镇企业糊纸盒补贴家用，或者将蔬菜挑到镇上去卖。就是这样的一个从没出过门的中国普通农民，穿上了鞋子——一双下田从不舍得穿的黄色解放鞋，1997年8月11日向日本法庭递交诉状的时候，站在了日本的法庭上，讲述自己家族在细菌战中的悲惨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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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3）
王晋华家的遭遇在崇山村具有典型意义。
日本军队细菌战攻击义乌的时候，王晋华只有七岁。当时他的四十岁的伯伯在义乌火车站做搬运工，感染鼠疫发着烧回到了崇山村的家。伯伯是家里第一个死的，接着伯母感染而死，死时只有三十八岁。九岁的堂兄也死了。伯伯一家人在五天之内全部死光。1942年11月，王晋华的叔叔王樟高也染了病，无奈之下去塔下洲找到在那里做酿酒生意的爷爷，希望找医生医治。但崇山村流行怪病的消息早为塔下洲所知，人们拒绝叔叔进入村子。爷爷无奈只好背着叔叔到一个破庙里住，当晚叔叔就死在破庙里。鼠疫没有放过塔下洲，叔叔带去的疫病引起了塔下洲鼠疫流行，结果一个村死了103人。
王晋华因为寄养在姑姑家，逃过了一劫。而同样寄养在亲戚家里的王晋荣却死了，起因竟是为了一口吃的。当时奶奶去寄养的亲戚家里看他，亲戚拿给奶奶一点点心吃，而没有给在跟前的王晋荣，晋荣就认为亲戚对他不好，一定要缠着奶奶带他回去。结果回来后三天就受感染而死。
当时崇山村人都希望逃到附近的亲戚家里去，但逃得晚了就去不了了。邻村的人都拒绝崇山村的人进入。王晋华父亲家族兄弟三支，最后只剩下父亲这一支。
王选在崇山村插队的时候，王晋华做大队长。王晋华只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去过一次上海，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义乌。这一次他被选为到日本出庭的代表，要办出国护照。“费了好大的力气的。”他说。他还特地去照了一次像。这对他来说，都是很大的动静。
临出去的前几天，他突然不想去了，家里种的小稻要灌水了，再不灌水就要晒干了，再加上想到要坐飞机，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话，他害怕了。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他找到原告团秘书长王培根，说：“我不去了，换个人吧。”王培根说：“换人怎么能来得及？田里的小稻是你一家的生计，但诉讼是全村人的大事，哪个轻哪个重还想不清？”
王晋华出不起路费，钱是筹来的。就这样他们从义乌转到上海，从上海到东京，跟在王选身后，就像一群惊惶失措的小鸡跟着母鸡。
“平生第一次到法庭啊，紧张得就听见自己的心怦怦跳！”在向法庭递交完诉状后，又到日本总理府内阁亚洲司外事审议室去请愿。“当时我们要求出来接见的日本官儿向他们的首相桥本龙太郞表达我们的意见。我被允许讲两分钟。在这两分钟里，我要把我们村里的整个受害情况说出来。王选在我身边用眼神鼓励我，有王选在我就不怕了，我知道就是我讲错了，她也不会翻译出来。”
接着王选带着他们到日本一些城市去演讲，每到一处都是王选将他们崇山村的话翻译成日语。
在日本六个城市的巡回作证揭露中，王晋华感受到了日本两种力量的对抗和角力。一部分人是承认历史并愿意作出承担的。另一部分人是坚决不承认历史的。在金泽，一个出了很多731部队老兵的城市，王晋华在向日本市民揭露细菌战暴行，有一些人就开着车放着高音喇叭来捣乱，喇叭的声音压倒了演讲的声音。
在另一个城市名古屋，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向王晋华跪下了，他举着父亲的穿着日军军装的照片，向王晋华道歉。他的父亲曾经在中国杀过人。两种力量的较量让王晋华明白了：中国人责任重大，这段历史必须进行清算。
东京地方法院审理的第一阶段是听取原告代表对受害情况的陈述，这些战争的亲历者和遗属们都六七十岁了，没有文化，平时不但没有上过法庭，有的人连远门都没有出过。让他们在法庭上大胆地发出声音，并且用准确的语言在规定时间内表达清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有大量的陈述书需要写，有大量的帮助、培养、训练要做。王选希望中国农民在日本法庭上的形象是有理有据，条理清晰，沉稳而有智慧的。
2001年12月26日，法庭第27次开庭，也是一审最后一次开庭，王晋华又来到日本。这一次他被安排了十分钟的法庭陈述。讲稿是事先写好的，他也反复练了很多遍。
“法庭里很静，很严肃，真的是掉下一根针都能听见，我的对面就是被告日本政府的代表。我要从座位上走下去，站到证人席上，做十分钟的法庭陈述。”王晋华说，“我开始讲话。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我看到听众席上的人都很认真地听我说。我的眼前出现了崇山村死气沉沉连鸡叫声都绝了的情景，我想起小时候听到鬼子这两个字就心惊肉跳，听到鬼子来了就躲到地里的生活。我记起那时候所有的人都不敢穿白的红的衣服，怕太显眼招鬼子。想到我一个个死于鼠疫的亲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乡，谁请你们来了？真是欺人太甚！我感到了愤怒。我突然明白我是带着愤怒来日本的，今天我要把这个愤怒吐出去，我就不怕他们了。”
记者在崇山村采访，一个满脸皱纹的黑瘦的老人走上来，递过来一张名片：
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原告团崇山代表
王 锦 悌
住址 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上崇山村
邮编：322000
电话：（0571）5791×××
记者发现，崇山村有名片的农民不在少数。他们见到记者或者关心细菌战诉讼的人就会主动走上前，递上一张名片，然后端着一张充满笑意和谦卑的脸，眼睛望着你，等着你发问。
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4）
王选称他们为“世界名人”，他们长着一张世界人都认识的脸。王锦悌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名人”，他多次到日本出庭、演讲。
在他的家乡上崇山村，他是最积极的调查分子。今年七十一岁的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名重炮炮击距离测量员。现在他的炮兵才能用在细菌战的调查和细菌战纪念馆的修建上。
在上崇山村村头的山墙上，立着一块红色琉璃瓦的牌坊，上面是崇山村细菌战受害图。被日军焚毁的房屋，黑色字体书写的死难者名单。图旁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青山绿水犹记悲剧；下联是：立志图强不忘国耻。
在村庄最显眼的位置上，村子最高处房屋的青黑色为基调的飞檐下，刷着一块鲜红的标语，上面写着九个黑色的大字：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这些，都是这个七十一岁老人的杰作，是他写给崇山村、写给中国和世界的名片。
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说出这句话的王锦悌很谦卑，笑起来黑洞洞没有牙的嘴让他看起来更苍老。他生活得很贫困，大儿子智残，每天呆坐在门口，家徒四壁。但是从他空荡荡的堂屋里一眼望出去，就是那块鲜红鲜红的标语。细菌战诉讼让这个贫寒而普通的老人身上有了别样的气质：硬骨、尊严！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战争受害者的个人权利从来没有得到过关注和伸张。个人权利和战争的苦难感受长期处于被漠视状态。细菌战诉讼让他们发现自己有权力去表达自己的感受，个人从来没有那么重要过。
义乌原告的觉悟之高，出乎记者的想象。在他们的语言表达里，你总能听到尊严、和平、人类这样的远非一个普通农民经常会讲的话。
这是一种觉悟，这种觉悟是从“我”出发的，而不是外在强加的，它是一种油然的喷发和表达，它出自于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是一种力量，是中国民间稀少的珍贵的力量。
原告团秘书何必会把这种力量称为中国乡间的人权革命。他说，这场诉讼是场跨世纪的大诉讼，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大政治事件，诉讼带来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一场发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