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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731部队气性坏疽、炭疽班班长植村肇现任文部省教科书主任调查官；1644部队金华支队支队长山下喜明现任厚生省新泻检疫所所长。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原731部队部队长北野次政、731部队结核课课长二木秀雄、731部队防疫研究室内藤良一、9420部队大田黑猪一郞等组成或参与日本绿十字公司，为牟取最暴利出售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制品，致使日本国内至少有2000人感染艾滋病毒。
这些人当中有很多因为“杰出科学成就”而获得日本国家授予的最高荣誉，还有人赢得了国际声望，取得了众多著名大学的荣誉学位。其著作被许多学术机构引用，而他们在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或是无人知晓或是被置若罔闻。
这让王选非常愤怒，这些人不但没有因罪恶得到惩罚，而且还在社会上担任要职，或者继续从事着和细菌有关的研究，而中国的受害者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伯力审判揭示的秘密，引起了国际军事法庭的注意，国际军事法庭曾要求当时在东京审判会上代表国民党中国利益的美方控告人，要他们提供出有关细菌部队罪行的更详细材料。但是此要求没有得到美国的回应，相反伯力的情况引起了美国的惊异。
在美国的要求下，国际法庭中苏方控告人将最能反映日军用活人来进行细菌武器实验和731杀人工厂内情的材料，交给了美国主要控告人肯南。但是美国方面一片沉寂。
美日的交易
假如战争这场战争打得更长的话，美国会实施细菌战计划吗？答案是：恐怕是会的。
美国细菌武器研究能够赶上日本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像日本一样用人体进行实验，而用动物来作实验，就很难掌握一种细菌武器对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类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早在苏联伯力审判之前的1945年，也就是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四次派出细菌战调查官墨瑞·桑德斯、阿沃·汤普森、诺伯特·费尔，爱德温·希尔先后赴日寻找石井四郞进行调查。
美国获得石井四郞人体实验的数据是第三次的费尔报告（1947年6月20日）和第四次的希尔报告（1947年12月12日）。在此之前的两次调查并不成功。
1947年6月前，费尔的调查取得突破，弗尔掌握了石井进行人体实验的证据，并将8000份细菌武器实验的病理标本送回美国。但是如何解读这些病理标本却是一个问题，更核心的数据美国还没有拿到。
于是第四任调查官希尔于1947年10月8日来到日本。此后，希尔带回来的东西让美国的细菌战研究专家们忙了整整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他们得到了至少不少于24种细菌和化学物品的人体实验研究报告。这些细菌是：烟雾剂、炭疽、肉毒杆菌、布鲁氏菌、霍乱、痢疾、河豚毒、气性坏疽、鼻疽、流行性感冒、髓膜炎、粘蛋白、鼠疫、植物传染病、沙门氏菌、孙吴热、天花、破伤风、森林扁虱脑炎、户塚虫、结核病、野兔病、伤寒、斑疹伤寒。
美国获得了鼠疫细菌使用量的最精确数据，这些数据美国用25万日元就收入囊中。而这是“日本科学工作者以数百万美元巨资和漫长岁月所获得的资料”，“这种情报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是无法获得的，因为我们对人体实验心怀疑虑”。（希尔语）美国认为自己捡到了一个大便宜，所付出的“同实际的费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最后的问题是：费尔怎么会成功？
1947年5月8、9、10日，费尔和石井进行了关键性的会谈，会谈在石井东京的家里进行。“石井一身古风，他对费尔一行的接待就像是他们是经封建君主的许可拜访这位阁下一样。石井穿着最好的和服，笔挺地坐在床上，并在他赐予的美国客人的整个会谈中保持着同样的姿势。”（《死亡工厂》320页）
费尔告诉石井：“底特律（美国细菌战研究机构）方面感兴趣的是技术科学情报，而不是战争犯罪。”
石井说：“如果你能对我的上司部下以及我本人提供书面免责保证的话，我可以向你提供所有的情报。”
于是，美国和石井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中国和中国的死难者都被摁入黑暗之中，还有人类的正义、良知都被肮脏的带血的破布包裹着扔进了历史的黑暗角落。
日本和美国完成了他们的交易。美国获得了731部队的全部研究“成果”，日本获得了免于追究以石井四郞为首的731部队及其相关者战争罪责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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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了永久的和平（1）
崇山村是个大村子。早上的太阳出来后，青壮年都到地里劳动去了，年老的人三三两两坐在自家的堂屋前晒太阳，干一点儿小活计。村里的道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青砖瓦屋也随着地形起伏有致。
这里是王选的家乡，她的父亲出生的地方。尽管王选出生在上海，但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时候，王选又回到了这里，回到了王姓大宗族里。崇山村整个村子的人都姓王，过去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有祠堂有族长，长幼有序，是一个有几千年传统的地方。
％％％打官司的主意是崇山村人自己想出来的
1966年，解放军拉练住在崇山村，他们到村民中访贫问苦，听到的都是日本人放鼠疫、放火的事，于是解放军就进行了初步的调查。这是崇山村细菌战受害的第一次调查，当时统计出的死亡人数是396人。
到了90年代，崇山村听说其他地方有人去告日本政府，于是崇山村的三个农民王化斌、吴利琴、王国强就在一起商量，我们崇山村死了这么多人为什么不找日本人算账去？于是他们决定一个死者向日本政府索赔3万美元，以村委会的名誉状告日本国政府。三人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在日本国侵华战争中，日军在崇山村使用细菌武器和进行细菌人体实验所造成的受害，要求日本国履行“受害赔偿”的联合诉状》，由崇山一带一万多村民具名，1994年8月10日，他们将写好的诉状寄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但石沉大海，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崇山这个村子表面上看和别的江南村庄没什么区别，生活平静而安详，但平静之下有一种阴郁的东西，这使这个村庄有一种沉闷的基调。走在村里的路上，很多眼睛会默默地跟随“外来人”的行走。一位在石板路上散步的白发老人，被告知是鼠疫感染者，是一个死里逃生的人，直到现在他身上鼠疫抗体还是阳性的。
老人名叫王丙宏，今年90岁了。他十七岁那年，在感染上鼠疫之前逃出了崇山村。但当看到崇山村黑烟冲天房子被烧时，再也忍不住又跑回了村子。回来后他就发了烧，母亲看着他反正活不了了，就用缝衣针扎他大腿根部的淋巴，挤出黑血，用白酒擦，然后再扎。如此反复将所有的脓包都挑破。他口渴不已，向母亲要水喝，母亲不给他喝水只让他喝白酒。 第二天他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在崇山村的街上，我们又踫到一位退休的老教师王景荣，他拉住我们，告诉我他家里死了六个人，烧了八间房，十六岁的堂兄弟死的时候连棺木都没有力量置办，用床板抬着出葬的时候，嘴里流出的黑血滴了一路。活着的人四散而逃，奶奶死的时候家里没有一个人在身边。
走在崇山村的石板路上，不时停下脚步，每一次驻足听到的都是悲惨的事，每遇到一个老人，都可以见证一段历史。在崇山村，六十年的历史并没有翻过去，它还和今天的生活活生生地搅和在一起。仇恨如酒，发酵越久力度越深。“老人会一代代地说，仇恨在一代代地传。这样对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好处。”王培根说，“现在是一个机会，把非人道的东西说出来，这是为了永久的和平。”
崇山村的老百姓已经几十年没有见过日本人了，在老一代人的记忆里，日本鬼子，就是魔鬼。
1993年8月森正孝在王培根的帮助下基本摸清了崇山村的受害情况。
当时只是为了调查。王培根是崇山村人，但在义乌的乡镇作党委书记多年，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为森正孝找了一些老人，开座谈会。但是，对于崇山村的受害情况一个人一个说法。有的说死了五百人，有的说死了上千人。王培根当时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多年当党委书记的经验让他知道，这样的数字拿出去只能坏事，一点用都没有。
他回去就制作了三份表格，在表格上画上年龄、姓名、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