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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种种限制。〃
说得太对了，一部中国近代挨打史，中国人似乎从没服过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了，不是咱打不过，而是昏君道光不会用人，比如撤了主战派林则徐之职，换上了主和派琦善云云；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了，广东那边，都怨那个叶名琛一味强硬了；天津那边，都怨僧王战略失误了；上海那边，都怨那帮官员成买办了；北京那边，都怨王公大臣们开门揖盗了。此后的中法战争，主要怨李鸿章的投降主义和张佩伦的临阵逃跑主义。再后的中日战争，还是怨李鸿章投降，此外还有段汝贵贪污军饷、叶志超临阵逃跑云云。最后的八国联军战争，都怨老太后，亲自给洋人抛投降的媚眼不说，还把屠刀对向了义和团。至于东南督抚们，不但不帮北京政府抗八国，居然与洋人策划个东南互保，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BOOK。◇欢◇迎访◇问◇
第12节：条约虽然签了，但俺们都是被逼的（2）
蒋廷黻先生曾经表示，希望林公不要被罢。认为，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却是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将与叶名琛相等，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国人则皆服输，服输则会低下头寻找战败的真正原因，中国的维新就可提前二十年。先生想得太美了。林则徐还没打，就成替罪羊了。如果继续打下去，顶多做个叶名琛的前辈。叶名琛不就是个最大的替罪羊吗？一句话，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擅长找借口、找替罪羊进行自慰的族群了……所有的失败都是偶然的或者人事上的，谁都别想让俺中国人服！
第三，输得不服，执行起条约来当然勉强。既然输得不服，那么执行起条约来当然心力有限了。何况条约制度的建立，对习惯朝贡制度的天朝来讲，首先是一种心态上的折磨。万国来朝的中华优越感，就这么被撕碎，天朝君臣民不适应啊。心力的有限和心态的不适，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西方国家已经把条件强加于中国，中国却试图尽量缩小并抗拒他们。〃〃他们拒绝接受这次战争的结局，继续批评这个条约并且敌视条约中的各项规定。〃他们〃利用解释条约的办法来收回在谈判中失去的东西〃。
由于《南京条约》之后的其他条约，都是耆英完成的。所以，帝国臣民对条约的敌视一部分转移到了对耆英本人的敌视上。耆英当初订约时，有两个希望，既希望己方守约；又希望对方守约。不说对方如何守约，单说己方的守约，耆英就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他发现〃自己丧失了一切的支持，被迫自食前言并且背反他的立场〃。他试图信守条约的行为，〃不仅受到了民众、以前的行商和每个下级官员的反对，而且还遭到了北京一个势力日益强大的派系的反对〃。按马士的说法：〃整个帝国都在反对他〃。
耆英当然发现了信守条约的阻力，他夹在中英之间，实在难受。比如英人入城问题，其他五口都已准入，就广州坚决不让。没有办法，只好接受手下的建议，在1847年4月6日与英人约定两年后解决，然后他赶紧想办法内调，离开了广州这个是非之地。
夷人也不傻，发现条约虽然定了，但是清政府君臣们能拖就拖能扯就扯。1848年春天，耆英内调回京，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由徐广缙继任。1852年10月，〃中国也可以说不〃的典型代表叶名琛接替徐广缙之职。夷人先是发现徐广缙远不如耆英这个老好人好说话，后发现叶名琛更是不如徐广缙，每遇诸国照会，不是略回几语，就是干脆不回。于是他们想起了《望厦条约》中的一项条款：和北京方面的公文来往，除了专办外交的钦差大臣，还可以通过两广、闽浙或两江总督代达。〃于是他们开始北上，找两江总督，但是两江总督告诉他们，皇上只让两广总督代理夷务。于是夷人再找两广总督，两广总督说，他只是中国的钦差，没有西方所谓的便宜行事之权，所有的事情都得皇上恩准。但在密折附片里却不忘告诉皇上：夷人有什么事，只管往广州推、推我身上好了。夷人投奔天津，希望直隶总督代他们投书皇上，皇上再请直隶总督代回夷人：夷务全归两广总督管，请南下找两广总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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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条约虽然签了，但俺们都是被逼的（3）
于是乎，夷人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之间就像皮球似的被踢得滚来滚去。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约翰·包令博士也不傻，向国内报告说：〃如果以为道光皇帝、大学士穆彰阿、谈判人耆英和伊里布，或帝国任何其他官员把条约看作进一步交往的踏脚石，那就是再大没有的错误了。相反，他们把条约当作这种交往的栅栏，是防止而不是便利相互接触。〃
法国人也发现了这一点，比如驰禁天主教是他们在《黄埔条约》之外争取到的一项最大胜利，道光于1844年11月11日不情不愿地批准了，但是实际上并未执行，天朝百姓也根本不知道政府有了宗教驰禁令。1845年8月，法方强烈要求中方公布驰禁令，并且在上海、宁波等地做实地考察，考察之后，再一次向清政府强烈要求并且以战争相威胁，道光这才于1846年2月20日下令：各地官吏不得查禁天主教。这种种情况，让法国当代学者断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签的条约，理论上使中国既对西方贸易开放，也对基督教开放〃。事实上，《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的大多官员根本不知其内容，条约文本一直存放在两广总督衙门，而且并未颁行，后来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曾向咸丰奏报过：〃历来办理夷务诸臣，但知有万年和约之名，而未见其文，以致误将通商章程作为万年和约〃。
问题是像何桂清这样比较明白的大吏，天朝根本没有几个（就连何桂清本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还被咸丰他媳妇儿、慈禧太后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时候杀鸡给猴看了），政府也不稀罕。总之，天朝链条上的某个臣子与鬼子打交道多了，可能清醒些，但是他挨不住天朝整个政治系统的无知与偏执！如此情形下，还有什么样的故事不能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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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英国傻佬：高兴得过早了（1）
3．英国傻佬：高兴得过早了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人高兴啊。
英国首相皮尔（Sir Robert Peel，托利党领袖，1834…1835年、1841…1846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宣称：这年的好收成和中国条约的消息，把英国从困难和痛苦的可怕境遇中拯救出来。殖民大臣史丹莱（Stanley）向维多利亚女王报告说：〃把中国商务开放给英国人经营，其范围之广大，几乎不能预见。〃璞鼎查宣称：他已为英国的纺织业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广阔，以致兰开夏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它一省的衣料。
在公共集会上和新闻报道上，英国人也都在谈论着这个新市场的美丽远景。大家畅想，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消费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么英格兰现在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英国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的资本家们更是〃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
发疯的结果当然是碰头。英国一个商行，向中国输出大批刀叉；另一家商行，向中国输出了大批的钢琴，结果后来所得利润，居然不够抵偿运费。至于纺织品，除了上海，其他地方也没有什么销路。十年之后，英国人发现中国人消费的英国产品还赶不上荷兰的一半。英国七千万镑的生产总值中，中国只接受了两百万镑。他们对中国的胃口本来是两千万英镑的。中国作为英国的一个顾客，其重要性竟然比不上西印度殖民地、意大利诸国和附近的岛屿，或是一个大一点的欧洲国家。
马克思甚至认为，英国1847年的经济危机都是中国的这种需求不足导致的。他说：〃1842年的条约，不但没有使美国和英国的对华输出扩大，反而只是加速和加重了1847的商业危机。〃中国人为什么对英国商品需求不足，马克思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鸦片贸易的影响。马克思说：〃中国人不能同时购买商品与毒品；在现实情况下，对华贸易的扩大变成了鸦片贸易的扩大，而鸦片贸易的增大与合法贸易的发展是不能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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