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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分析北一辉的思想，其选择军人为推进国家改造的骨干却也是必然。北一辉向来提倡“超国家主义”，为了日本一国之利益，可以无视侵犯他国的利益，而他的国家改造方案也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倾向，比如大力呼吁“为了获取澳洲及西伯利亚向其所有者开战”。
日本人的性格中本来就有极端的一面，20世纪在20年代格外盛行的“超国家主义”更是将这种极端发挥到极致。和明治时代积极学习西学的社会氛围截然相反，当时的一些日本学者在颂扬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对外来的思想不屑一顾，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大力抨击。日益壮大的右翼团体在制造恐怖事件的手法越来越娴熟，其气焰也日益嚣张，几乎整个国家都淹没在民族之上主义、世界政府主义的呼声中。
虽然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的进入为日本带来了几缕清新空气，引起了如北一辉等不少思想家的注意，其中的不少理念也被他们接受采纳，但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在这个举目便见强国欺凌弱国的时代对人的影响更大。北一辉便是如此，与其说他受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影响，不如说他用该学说的某些内容充实自己的“超国家主义”。而尽管他经常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实际上从没有参加过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
20世纪初，日本出现过不少因精神痛苦绝望自杀的人，1906年北一辉特地写作《自杀与暗杀》一文，对这种现象加以分析，他不赞同自杀，更倾向于“革命的暗杀”，并因此文赢得了如“血盟团”等惯常采用暗杀手段达到目的的右翼团体的信赖。《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中的“武装政变”可以看作是“革命的暗杀”的升级，同属“恐怖手段”，也是信奉“超国家主义”的人大多认同的革命方式。
北一辉“超国家主义”的国家改造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天皇机关说”，他没有像从前的学者那样单纯地将天皇看作一个统治者，而在探讨天皇是否名副其实的窠臼中打转，他把天皇当成拥有至高权利的国家机关，认为只要国家需要，天皇就可以尽可能地行使职权，而强调“万世一系的皇室就是日本不变的国体”，只会让天皇重新沦为国家的傀儡。
另一方面，他又不断扩展着“天皇机关说”的范围，延伸着“国家”的概念，想象着日本成为“世界联盟”的盟主。而要让整个世界都听从日本一国的命令，日本就要以“正义之师”的名义，用武力让其他国家臣服，要“积极地对外开战”。有“超国家主义”思想做纲，北一辉的国家改造必将让日本成为法西斯国家。
《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是北一辉“超国家主义”思想的产物，也是20世纪前叶国际社会大动荡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原本齐头并进的西方列强间的差距，有的国家因战争穷困潦倒，有的国家因战争萎靡不振，有的国家则大发了一笔战争财，欧洲人的大混战，让一直担心重蹈中国被瓜分命运的日本有了宝贵的发展契机，日本经济突飞猛进，甚至出现了垄断组织，开始大踏步地向垄断资本主义迈进。北一辉国家改造方案提出之时，民族解放运动、民族独立运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都如火如荼，日本国内也正进行着###运动，尽管少有人像他一般提出具体的“改造、解放”方案，但要求“改造国家”的大小社团却拔地而起，北一辉也和大川周明等人组建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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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家改造”与“超国家主义”（3）
日本社会必须改造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日本的强大和民主运动蓬勃开展让以“超国家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列宁思想充实起来的国家改造方案很快便深入人心。《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在1923年时被更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日本的青年将校会还称该书为日本的“圣经”，对北一辉推崇的“超国家主义”更是顶礼膜拜，将其作为“全体精神统一律”。
后世的学者曾站在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为什么“超国家主义”的理论在日本如此风靡以及北一辉的改造大纲大受欢迎的原因。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动荡不安的19世纪末写下了《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书中着重探讨的“群体心理学”很适合解释上述问题。
勒庞认为，19世纪是酝酿着社会大变革的动荡时代，思想、信仰都不由自主地发生巨大变化，人类的思维结构也在这种冲击下发生转变。在瞬息万变的残酷现实前，人们开始怀疑，甚至抛弃自己的信仰，却不知这些信仰，包括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恰恰是人类文明诸要素植根的土壤。而在这些旧信念崩塌的同时，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也催生了许多新的思想。一战爆发了，隐含着多种矛盾的大正时代，让保守的日本人开始从全新的角度思考世界，他们的思维方式开始转型。
心理学认为，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一群人会突然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这些新特点甚至是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曾具备的。人们的思想感情不约而同地转向一致，并自觉消除掉自己的个性，生成一种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反过来统摄了群体中人，成为他们行动的支配者。大正时期一时兴起的各种政治团体，都可以看作某种“心理群体”。
群体的力量总能让人出乎意料，北一辉的“犹存会”和“超国家主义”，主导了日本二战前的社会体制的建立。
正如之前所说，超国家主义的信奉者多倾向用恐怖手段改造国家，北一辉就极力推崇暗杀和武装政变。而政治意义的暗杀和武装政变本来就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完成的，都需要集合集体的力量。勒庞曾说，群体是冲动的，易变的，急躁的。一个人作恶尚且会顾忌社会道德和他人的评价，很多人一起作恶就无所谓道德良知，甚至社会机制也无力约束，中国曾有句古话——“法不责众”，可见“众”力之大，连疏而不漏的法都无力追究。
人性是集合了善恶的矛盾体。勒庞曾感慨，一个人很容易抵制恶的诱惑，但当他成为群体的一分子，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就会成为他力量的源泉，一旦他产生了犯恶的念头，这种念头就会无所顾忌地滋长，直到左右了他的行为，让他表现出出人意料的残暴，摧毁所有阻碍他宣泄恶行的事物。
群体中的人，很容易忘记作为个体的自己，淡漠了个人的利益、目标。大正末年，为“超国家主义”感染的青年将校们，制造了多起恐怖暗杀事件，他们冲动激进，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自觉地为焦躁的群体心理驱使。如果将他们割裂开，将“青年将校”这一群体瓦解，让其中的成员重新变成一个个“个体”，他们未必会肆意妄为。
这些青年将校，就是北一辉《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中“武装政变”的主力。从1922年开始，即《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完成后的第三年，这些青年将校就开始热情饱满地在暗地里研究“国家改造”了，他们竞相传阅北一辉的作品，将北一辉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北一辉的主要理论也很快成为他们的“群体心理”。勒庞指出，不管是政治、神学，还是某种社会信念，若想其为群众接受，就必须用排除了危险的宗教形式。大规模的群体运动总是和宗教运动格外相像，青年将校对国家改造方案的狂热，又和宗教极端分子的偏执一般无二。
此外，一种思想若要成为某个群体的“统一精神”，就必须有和这个群体相契合的地方，20年代初，在日本国内生机盎然的绝非“超国家主义”一种思想，青年将校选择它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不出于偶然。
青年将校在为“超国家主义”影响之前，就是一个团结的群体，他的成员多出自社会中间阶层，例如小工商业者、小官吏、工薪阶层、自由职业者、在校学生，他们无需像下层百姓那样终日为生计操劳，有充裕的时间讨论政事，他们的背景相似，观点相近，很容易形成共同的政治心理。他们是军人，有一定的社会优越感，尽管暂时不用担心生存问题，但战后出现的经济危机，也让他们有落入社会底层，衣食无着的危险。他们不想坐以待毙，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刚好这时，日本国内出现了“改造、解放”的潮流，北一辉提出了系统化的“改造方案”。他将改造的希望寄托在军人身上，渴望改变命运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