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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知识分子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单纯的埋首于学术，探究“普遍性的永恒性的问题”，不问世事，超然于时代；一种是满怀热情地投身时代，融入社会大环境。而他眼中最为理想的知识分子既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又不会被政治淹没。他要关心现实社会，要具备知识分子特有的专业性；他可以参与政治活动，但不能成为政治的一部分，丧失人格、思想的独立。既不刻意参与政治，又不刻意和政治隔绝开来的苏格拉底，就是他心目中理想知识分子的典型。
在平静地酝酿着大动荡的大正时期，日本就不乏这样的理想知识分子，吉野作造就是其中之一。他一方面关心政治，关注着国家的发展走向，一方面又十分小心地保护着自己的独立性，避免牵扯到复杂诡变的政治权力斗争中。他游刃有余地在“政治”内外穿梭，深入到它的内部去了解它，又站在它的外面审视它、分析它、引导它。
“民本主义”是大正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政治理念，它的主倡者正是吉野作造。吉野作造同意他老师小野冢喜平次的观点，认为政治绝不是少数“为政者之术”，它事关所有国民，为全体国民所有。他将日本置于大的国际环境中思考，对日本天皇至上的政治结构不满，并力求改变这一状况，在日本推行宪政，希望“以民为本”的理念能够渗透至日本政治的方方面面。
“政治体系”是政治学的核心，也是吉野作造“民本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政治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好比一个大型工厂，需要厂房——“环境”，有原材料的引进——“输入”，要制造产品——“转换”，将产品卖出——“输出”，还要征集消费者意见——“反馈”，只有每一步的工作都做到位了，才能运转自如。若要落实每一步的工作就必须要有完备的制度——“政治结构”作保障，还要让这个制度中的每一个人——“政治角色”，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指出，政治体系是国民、选民、立法者、行政官员和法官共同组成的，一旦这些人开始进行政治活动，例如投票选举、缴纳税款、讨论时事，或为谋求政治利益结成某种集团时，他们就由一个普通人变成了“政治角色”。每个人都有政治性的一面，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并不是无稽之谈。从这个角度看，国家中的每个公民都有权参与政治，政治权原本就不应由天皇一人，或由少数人组建的统治集团独享。
正如一个工厂不可能与世隔绝地生产产品——它需要考察市场大众的需求，还要和其他工厂竞争、联系，例如从别的工厂那里买进原料，同样，政治体系也不可能绝对独立地存在，它总要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这就决定了政治体系影响社会的途径多种多样，影响程度也并非一成不变。
政治体系的“输入”过程就是国民政治要求传到统治者耳朵里的过程，如果统治者认真对待这些要求，并为此制定相应政策，就是所谓的“转化”，尽管这些政策并不全都如国民所愿，也并不一定都是积极的。政治体系的“输出”，就是政策在社会中的实现，“输出”总不免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其结果也多少会和最初的设想有出入，但无论结果如何，它必会对政治体系产生反作用，也就是所谓的“反馈”。
吉野作造时代的日本，虽然西学盛行，但对绝大多数习惯了被动接受“为政者之术”的平民百姓来说，拥有政治权利还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最多对政策发几句牢骚、几声感慨罢了。如果将这些牢骚感慨当作民意，统治者并不会对此十分留意，在大多时候，高高在上的他们也听不到民意。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就是从力求将民意“输入”政治体系开始的。
1900年9月，吉野作造成为了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对欧美等国的###制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接触了不少社会主义政治学家的学说，认识到深入了解现实政治的重要性，而对现实政治知道越多，他就越来感觉到民主的必要。小野冢喜平次对吉野政治思想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他让吉野作造认识到“政治是为政者之术”一说的不合理性，也正是他的“众民政治”，启发了吉野“民本主义”的诞生，让吉野在后来一直坚定地主张政治必须“尊重多数人的利益与意向”。1928年，年逾半百的吉野在回忆起大学生涯时，还念念不忘小野冢喜平次，称他为让自己“大开眼界的第一恩人”，并称小野冢喜平次的“众民主义”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野冢教授这样定义自己的“众民政治”，在其《政治学大纲》中，众民政治就是为民众的福利着想制定政策，同时必须把尊重民众意向为决定政策的前提。小野冢教授点燃了吉野作造对政治的兴趣，他的政治观点又深深印刻在吉野脑中，对比着日本政治的实际情况，吉野认为国家利益才是政治学要服务的最终对象，对人民利益的保护，归根结底是为了让国家长久地生存下去，强大起来。如果不能把国家的利益当作前提，国家中人的生存便没有保障，日本如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明治后期盛行于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上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是开放的，多元的，吉野一直有意识地汲取其他政治理论的精华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他对黑格尔的哲学颇有研究，1904年9月，26岁的吉野发表了《黑格尔的法律哲学基础》一文，他对“国家万能主义”不以为然，在文中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质疑。但是他却颇为认同黑格尔的“国家有机体”一说，认为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可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强调人民的利益，不代表认同个人有绝对的自由。
1905年年初，吉野又发表了《本邦立宪政治的现状》一文。在文中，吉野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认为只有以促成整体人民的利益为目的行使国家主权，立宪政治才能真正确立，同时，立宪政治立足于民意，百姓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给予人民的权利多了，意味着人民要担负的责任重了，他们的观点主张都会影响国家的发展方向。立宪政治格外体现出民强则国强、民弱则国弱的道理，参与政事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定的政治素养，不能适时作出正确判断，就不会对议会进行有力地监督，立宪也就失去了意义。
五、理想知识分子的“民本主义”（2）
20世纪初的日本国民显然还不具备承担立宪政治的能力。正如后来美国著名学者英格尔斯所说：“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吉野作造指出，日本的当务之急便是提高国民智慧，让他们尽快具备让宪政发挥作用的知识和道德。选民肩负着监督议会的责任，如果选民道德低下，眼光狭隘，头脑愚蠢，立宪制度就空有其表。
另一方面，立宪制度本来就是“主民主义”，即“主权在民”的运动的结果。统治者和作为被统治者的人民分别站在矛盾的两端，统治者的独揽大权，民众便无自由可言，民众拥有了自由，统治者便不能只手遮天。若非万不得已，统治者无论如何都不会任由民众得到他们梦想中的自由，他们总会竭尽全力地压抑他们，奴化他们，限制他们。然而，民众迟早会意识到只有在政治上争取一席之地，自己的权利才有可能得到保障，“为权利，毋宁死”，他们一次次地发起运动，确立立宪制度。
在吉野作造看来，“主民主义”的立宪制度框架就应该是：国家元首由政府监督，政府由议会监督，民众监督着议会。
吉野作造是了不起的思想家，同时还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1898年，刚满20岁的吉野作造就在日本仙台的浸礼教会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在上大学时，他还加入了由牧师海老名禅正主持的本乡教会。如果说小野冢喜平次是吉野作造政治思想的启迪者，那么海老名禅正就是他人生信仰的导师。
几乎在吉野作造发表《本邦立宪政治的现状》的同时，海老名禅正的《日本魂之新意义》也出现在杂志上。这位德高望重的牧师指出，日本人的“日本魂”实际上就是“国家魂”，它是日本民族发展壮大的前提，亦是日本的“民族魂”。如果日本成为伟大的国家，那么日本的“国家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