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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这个封闭的社会也在悄悄的变化之中。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荣获195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苏联作家协会开会讨论开除这一位作家。“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格里巴乔夫便在会上发言反对开除帕斯捷尔纳克，表决时很多人到休息厅吸烟，拒绝表决。当会议主席斯米尔诺夫宣布大会一致通过把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家协会时，台下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怎么说一致通过呢？我就举手反对。’抗议的是女作家阿利卢耶娃，斯大林的妻妹。斯米尔诺夫只好装作没听见，匆匆宣布散会。”
到了1966年，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就比日丹诺夫时代软弱了不少。讽刺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就因为在国外发表作品被捕判刑了。这可不同于当年日丹诺夫批判左琴科那样没有一点反对的声音。这一回对这两位讽刺作家判罪，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纷纷向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政府抗议。由爱伦堡、卡维林、丘科夫斯基等老作家领衔的六十二位作家，联名上书苏共二十三大主席团、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俄罗斯联邦主席团，要求保释两位作家，并指出：“因讽刺作品而对作家审判开了极为危险的先例”。在这里，人们看见了苏联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表现，看见了苏联社会进步的足迹。
这篇短文，我只介绍了书中谈及文学界情况的点滴内容。全书的丰富内容就不是一篇短文介绍得了的了。
（原载2004年9月17日《文汇读书周报》）
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1）
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中文译本的书名是《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应该细细研读的书。
十年来，写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的书出得不少，有叙述事件过程的，有分析这事发生的原因的，有不同的角度，更有不同的深度，更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当然，读者也是有不同的深度，不同的立场和态度的，因此，对于哪些书中的意见能够赞同，哪些书中的意见不能接受，也就各不相同了。对于阿尔巴托夫的这一本回忆录，读者能不能接受呢？为了确定这一点，不妨照多年前的老规矩，先对作者作一次“政审”。
阿尔巴托夫，1923年生，1941年至1944年服兵役，炮兵连长，在苏德战争中负伤，立有战功。1943年加入共产党。战后升学，成为历史学博士。曾任《共产党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等杂志编辑和评论员，并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几年。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这就是他的身份。比身份更重要的是态度，他在这本书中说：“1985年春天，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带着怀疑和失望但仍然是忠诚的共产党员。”“直到1987—1988年，我仍然相信党的新生是有可能的，党将能帮助这个制度进行改革。”就是到了苏联和苏共都不复存在以后，他还说：“不管国家的现状如何，我不同意说我们的失败已使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终结这种意见。社会主义思想是随文明的发端而诞生的，它过去有，现在仍然有追随者，它有真正的生命力。”看了他的这种表态，我想，我们中国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亲切地叫他一声“阿尔巴托夫同志”了。他不是一个###者，可以放心地读他的书。
这本书主要是写斯大林之后的四十年。斯大林在1953年死去，却给后人留下了一大堆矛盾和问题。这是一宗沉重的可怕的遗产，不把这个包袱卸下来，这部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转了。在他之后掌权的人都面对了这样一个现实。
斯大林的问题，斯大林的遗产，最初是以“个人崇拜”一语来概括的。最初揭露出来的是他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斯大林时期确立的那种体制，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造成了深重的创伤。这里只讲一个它在思想方面所造成的后果。阿尔巴托夫指出：
斯大林主义的最危险的表现之一恰恰在于经过长达几十年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企图使人们丧失思想能力，依靠无情的镇压和无所不在的宣传把人们变成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上的没有思想的螺丝钉。（第6页）
在斯大林时期，起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后来则变成了宗教。更有甚者，如果用这一类比来看的话，那么先是急急忙忙地从教徒那里把旧约收回，后来又把新约收回——我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还有列宁著作的真实思想。留给教徒们的只有唯一的“宗教教科书”，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尤其是它的可悲的出了名的第四章）以及“伟大领袖”的文集、小册子、文章和讲演。（第9页）
在斯大林时期，恐惧不仅使人们不敢说禁止说的事情，而且也往往不敢想被禁止的东西。（第15页）
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之一就是不能把社会科学置于宣传框架之外。社会科学的地位被降低到只能充当政策的奴仆，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论证领导人的每一个新的政治花招，即使这种花招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第98页）
不但在国内政策方面，就是在同外国的关系上，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也是够沉重的。只是他以后的几任继承人大体上都继续执行了他的对外政策，这一点放到以后再谈。
总而言之，这多年形成的局面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这时，赫鲁晓夫接掌权力，于是历史就将改革者的使命赋予他了。当然，正如阿尔巴托夫指出的，再加上他在权力斗争中的需要，1956年他就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那个有划时代意义的秘密报告，苏联走上了非斯大林化的改革之路：一条漫长的、曲折的、困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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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2）
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当天晚上，阿尔巴托夫就知道报告的细节了。是出席大会的弗兰采夫告诉他的。弗兰采夫是《真理报》主管国际问题报道的副主编，著名的埃及学家和哲学史家，担任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这一位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还谈到了自己的感想：“我曾经想过，这种情况总有一天会发生，也应该发生，但我没有想到，我会活着看到这一天。”（第55页）这事迟早要发生，它早已在苏联人的意料之中，岂不是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完全成熟了吗？
阿尔巴托夫说：
现在回顾当年，也许可以说，二十大向人们讲出了他们曾经猜测的许多事情的实话后，与其说它给我们的社会提供了答案，毋宁说是提出了问题——它的历史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当时谁也没有答案，重要的是把主要问题极其尖锐地摆出来，即必须变革，必须探索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第56页）
可是，这改革却十分艰难。首先，在党内，就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在最高领导层，政治局（当时叫做中央主席团）中很大一部分成员，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不同意二十大和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中也有阻力，阿尔巴托夫指出：“我们社会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变革毫无准备。很多人过去长期受的教育和灌输就是要他们循规蹈矩，完全按照规定的方法行事；他们不会或者害怕表现任何首创精神，进行任何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和承担任何责任。”（第190页）“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的老的领导干部在最初不知所措之后很快就清醒过来，极力把代表大会思想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而把那些郑重地接受二十大并希望走得更远些的人加以惩处”。（第60页）
还有赫鲁晓夫本人的情况。正如阿尔巴托夫深刻地指出的：“从赫鲁晓夫的全部思想和精神素质来看，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产儿’。”（第72页）“如果他不是在自己的某些很重要的信念和素质上以及在自己的性格上成为真诚的同斯大林思想观点一致的人，他不仅无法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而且也可能无法活下来（甚至许多彻头彻尾的斯大林分子也没有活下来，要知道这是事实）。因此，也只有赫鲁晓夫那样一个多少具有这些缺点的人，才能起到他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第73页）“当然，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推动了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