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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尊敬他。‘他怎么看待你画的画?’‘他很喜欢。’另一位画家对赫鲁晓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是画家,完全不同的人,看到的世界也不相同。我们在出版社做了许多工作。别柳京帮助我们把我们对世界的感受表现在画布上,我们非常感谢他。’‘好吧,现在给我讲讲是怎么回事。’赫鲁晓夫说。我用最通俗的话给他讲解绘画艺术,赫鲁晓夫默默地听着,一场风暴可能过去了。但这时,苏斯洛夫低下头,对着赫鲁晓夫的耳朵说了些什么,赫鲁晓夫看了看我平静的脸,突然爆炸了:‘你说什么?这怎么会是克里姆林宫呢?这是对它的嘲笑。墙上的雉堞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太笼统和无法理解了。别柳京,你听着,我作为部长会议主席对你说,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苏联人民所需要的。你明白我对你说的话吗?’苏斯洛夫转过身来,指着米罗诺夫画的沃利斯克风景画问道:‘这表现的是什么?’‘沃利斯克市’,我回答道,‘生产水泥的城市,那里到处都覆盖着一层灰色粉末,可人们仍然出色地工作,仿佛没注意到粉末。’‘你怎么说有粉末呢!你到过沃利斯克没有?’苏斯洛夫喊起来。‘这不是虚构,而是写实。’我回答道,‘您可以调查嘛。’‘那里干活的人都穿白大褂!干净极了。’苏斯洛夫继续喊道。白大褂……我记得那座灰色城市,树都蔫了。几公里以外都能看到笼罩在城市上空的灰尘。‘这是什么工厂?画的是《红色无产阶级》工厂,是吧?怎么那么多烟筒?这个工厂只有四根烟筒。’苏斯洛夫仍不甘休。他故意装作愤怒,表明他同赫鲁晓夫的看法完全一致,指出这些画不仅差劲,还丑化苏联工业。‘这跟烟筒有什么关系?画家画这个城市时,为了加强印象,有权多画几根烟筒。’我顶撞道。‘你们这样看,可我们认为他无权这样画。’苏斯洛夫继续说。赫鲁晓夫对苏斯洛夫同我的辩论感到厌倦,便走进隔壁的一个展厅,那里陈列着涅伊兹韦斯内(赫鲁晓夫墓像的塑造者)的雕塑作品。涅伊兹韦斯内回忆道:‘赫鲁晓夫对我吼叫起来,说我白白浪费人民的钱,塑造出来一堆大粪,我则指责他对艺术一窍不通。辩论了很长时间。我告诉他,他受人挑唆,陷入可笑的处境,因为他不是专业人员,不是评论家,缺乏应有的美学知识……我对他说,这种挑唆不仅针对知识分子和自由化,还针对他本人……”(《各民族友谊》)画家没提到站在他们旁边的苏斯洛夫,但苏斯洛夫却记住了他。1976年涅伊兹韦斯内申请出国,安德罗波夫已经允许了,但他仍无法出国,因为苏斯洛夫反对,苏斯洛夫要把他在国内折磨死。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五)(3)
苏斯洛夫一贯仇视《新世界》杂志,因为这家杂志反对个人迷信,呼唤民主和自由,它的主编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思想活跃,坚决捍卫苏共二十大的方针,发表大量揭发斯大林集权体制的作品,要求作家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同那些粉饰生活的作品做坚决的斗争。《新世界》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思想激进、渴望改革的作家,形成进步知识分子的营垒。而这正是苏斯洛夫所不能容忍的。苏斯洛夫是斯大林体制培养出来的人,同极权体制熔铸在一起。他迷醉于陈腐的教条,不接受任何鲜活的思想。他早想把特瓦尔多夫斯基一脚踢开,但特瓦尔多夫斯基并非等闲之辈,是苏联有影响的诗人,在知识分子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无法轻易免除他主编的职务。苏斯洛夫对《新世界》采取全面围剿的策略。《星火》杂志发表《十一人的来信》,猛烈批评《新世界》给党和国家的历史抹黑。《真理报》等大报发表建筑工人和出租车司机们致编辑部的信,谴责特瓦尔多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转述西蒙诺夫的话,不久前杰米切夫(党中央书记)在列宁格勒讲过一次话。他回答提问中的两个问题:‘你们准备如何对待索尔仁尼琴?’‘我们同他斗争,抵消他的影响。’另一个问题:‘你们如何对待《新世界》?’‘这件事比较棘手’,杰米切夫回答道,‘首先,著名作家、作协第一书记费定是编委;其次,这个杂志有个特点:善于发现天才。’‘第三呢’,特瓦尔多夫斯基笑着说,‘我这样理解,让他们给我们发现更多天才,如果少了,我们就取缔他们。’”(孔德拉托维奇:《〈新世界〉日志》)接着又采取组织措施:1966年解除了编委扎克斯和杰缅季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同苏斯洛夫争吵了二十分钟,拒绝工作,抗议不经主编同意便撤换编委,而苏斯洛夫用党的纪律威胁他,叫他必须留任。”1970年,作协书记处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加强《新世界》编委会的决议,解除孔德拉托维奇、拉克申、维诺格拉多夫、马利亚莫夫和萨茨(即《新世界》的全部老编委)的职务,使特瓦尔多夫斯基孤掌难鸣,被迫辞去主编职务。苏斯洛夫却劝特瓦尔多夫斯基正确对待人事变动,相信党中央。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六)(1)
1946年,苏斯洛夫进入权力中心——苏共中央委员会,担任书记处书记。1952年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又被选入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其中还设立有常务委员会),成为二十五名主席团成员之一,这当然是斯大林的意思。但斯大林死后,主席团缩小为常务委员会,相当于过去的政治局,他没能进入,但仍保留书记处书记的职务。1948年日丹诺夫逝世后,苏斯洛夫主管意识形态,成为党内头号理论家。1949年初至1951年,他曾担任《真理报》主编。1989年我在苏联执教时,民间流传着两句话:《真理报》上没真理,《消息报》上没消息。苏斯洛夫时期的《真理报》除没真理和没消息外,还没意思,连尚能吸引读者的游记一类的文章也没有了。第一版通常刊登各行业和各民族向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致敬信或汇报提纲,今天的和昨天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今天是建筑工人,明天是集体农庄庄员,后天是哈萨克族,大后天是乌兹别克族。其次便是打棍子。不是批评哲学权威德波林,便是抨击语言学泰斗马尔,还主导打击知识分子的各种运动。《真理报》上最活跃的是米丁、尤金等小丑。另外便是赞扬《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一类影片,夸奖《从小爱护荣誉》、《金星英雄》等小说。苏斯洛夫时期的《真理报》不仅灰色,而且凶残。斯大林死后,他并未积极参加权力斗争,因为自知没有资本。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合并为主席团,人数大大减少,苏斯洛夫成为主席团成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提出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遭到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激烈反对,支持赫鲁晓夫的是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洛夫等人。苏斯洛夫既不支持,也不反对,静观事态发展。莫洛托夫等人终于顶不住了,转而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大会结束的那天做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莫洛托夫等人支持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是权宜之计,先保住地位,然后伺机反扑。一年后,1957年6月18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莫洛托夫提出解除赫鲁晓夫苏共第一书记的建议,赫鲁晓夫当然坚决反对,但主席团大多数人赞同莫洛托夫的建议,只有米高扬一人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主席团内寡不敌众,急需新的盟友。米高扬找刚从外地赶回来的苏斯洛夫,说服他支持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知道马林科夫是自己的对头,如果他上台,对自己凶多吉少。他同赫鲁晓夫的关系比同马林科夫等人的关系亲近。他早在工业学院教政治经济学时,赫鲁晓夫是学院党委书记,两人就有交往。苏斯洛夫从自身利益着想,决定下一次赌注,支持赫鲁晓夫,尽管他的思想体系更接近莫洛托夫等人。赫鲁晓夫最终战胜莫洛托夫等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并把他们定为反党集团,苏斯洛夫也成为胜利的一方。赫鲁晓夫改革的步子越迈越大,同苏斯洛夫时常发生冲突,并开始疏远他。苏斯洛夫为保存自己的权势,减慢赫鲁晓夫的步伐,甚至促使他走回头路,制造了“练马场事件”。苏斯洛夫想让赫鲁晓夫看看改革的后果。此后,赫鲁晓夫虽向斯大林体制倒退,但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