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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接到下级急报，说现在京城里面的居民，每人每日只能供应一两蔬菜。这个消息令他们震惊，看来问题的严重远在估计之上。可惜这一觉悟为时已晚，风雨一旦袭来，便成瓢泼之势。北京以外的地区，纷纷呈递粮食告急的报告，缺粮呼声迅速蔓延，甚至包括河南、山东、安徽、湖南、江苏、河北这些最为著名的粮食产区，粮食的入不敷出也已造成万分危机的情势。到4月初，政府的官员们觉得再也无法隐瞒真情，于是向毛泽东报告，原来粮食的实际产量远远不是公报的数字，也不是低百分之十，而是低百分之九十。乡下已有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没有饭吃。饥荒已然席卷十五省区。接着又有报告说，几个月前党中央公开的许诺——“1959年每人布票二十四尺”，将根本无法兑现，因为那些白茫茫的高产棉田，全部为道具的演示，实际收获的棉花只及公布数字的百分之五十六。据毛泽东身边的人说，六十六岁的毛泽东在听到了这一切之后，由最初的震惊而终至伤心不已。他向省委书记们承认，我们搞经济“还是小孩子”，我们还不懂得向地球作战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的伤心毫无疑问是出于一种深深的反省，而这种反省在他的一生中极为罕见。饥饿正在迅速扩展，农民在饥饿之中纷纷死去的消息和政府官员的告急电报，从豫、皖、鄂、川、冀、鲁、陕、甘、宁、湘、赣、滇、晋诸省区不断地传到中南海里。城市里的粮食再也无法养活这么些人口，这一下普通百姓也开始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局面。他们正在被说服回到乡下去。“田野里长满了可以吃的东西”，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这样对他们说。那时候的人真是好说话，政府一个号召，几个月中就有二千万城里人卷起铺盖回归故里，火车上面挤得水泄不通，满眼看去全是举家搬迁的人们。男人把茫然失措的目光投向窗外，孩子凄厉的哭叫令人打颤，母亲却坐在那里发呆，两只乳房像空布袋似地垂在胸前。他们惟一的希望是乡下那一片广阔的田野。可是他们回到乡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想错了。城里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浮肿，乡下的饥饿已经让人的肌肤失去了浮肿的能力。他们吃完了粮食就吃稻糠麦麸，然后是野菜，然后是树叶和树皮。这些都吃完了以后，就一批一批地倒下来，其中很多人再也没有能站起来。
然而更加悲惨的事情还在后头。1959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开始下降，1960年就只剩下一千四百三十五亿公斤。所有农产品的收获都在大幅度地下降，甚至连1951年还不如。但是一亿城里人需要粮食的心情却更加迫切。他们拿走了至少三分之一的产量，把剩下不足三分之二的粮食留给六亿乡下人。可以想象得到，留给农民的是什么。这一年以及未来的一年中，乡下似乎再也找不到什么可以吃的东西了。有人说酒糟可以果腹。所有的酒糟就被人抢光了；有人说榆树叶无毒，所有的榆树就都变得光秃秃的。后来人们开始吃土。有些地方，发狂的人们开始肢解吞吃死去的同伴。在安徽省凤阳县，那一年人吃人的事件共有六十三起。赵夕珍和陈章莫夫妇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勒死煮食，那孩子刚好八岁。另一个妇女吃的是已经死去的孩子，工作队将这些人捆送公安局，说他们破坏社会主义。
但是，任何法律和专制手段都无法制止饥饿。农村里面死于饥荒的人越来越多，惨不忍睹。人们私下里的估计是在二千万到三千万人之间。中国科学院一份公开发表的报告认为，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约一千五百万人”（《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出版。）。可是在一篇署名金辉的研究报告中得出的结论，竟是“低限值也在四千万人”。他的报告于1993年发表。他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凄惨的一幕悲剧”。这位研究者声称，他的结论全部是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资料。他的研究至为精细，但是他有可能忽视了由于营养不良而导致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一问题后来由另外一位研究者林毅夫提出。他发表的论文说，在那三年里，农业危机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三千万人，另外还少出生了大约三千三百万人。（JUSTIN YIFU LIN：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但是，所有的研究者还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已经极度衰弱。由于营养不良，疾病在乡下蔓延并通过遗传祸延后代。在一个叫做“武店”的公社，官员们居然有心将这一情况加以统计，结果发现，一千零三十四人浮肿、九百二十九人子宫下垂、三千零四十七人闭经、一千零一十六人干瘦。是为“四病”。官员们出于维护人民公社的名誉，决定对“四病”加以治疗，于是找来一个医生，询问何药可治。医生名叫王善身，大约是生具“独善其身”之志，不肯为公社矫饰。他说，只少一味药：粮食。结果官员当场将王逮捕，以攻击人民公社之罪交由群众大会批判。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照过去方针办（22）
没有人有余力对全国的情况及时做出考证。统计局的官员也不可能将实情详加禀报。不过毛泽东还是强烈地感觉到弥漫在全中国的饥饿。就连他自己也已经九个月没有吃肉，营养不良已经使双脚浮肿起来，甚至不能穿进鞋子。抚今追昔，毛泽东只好承认失误。1961年9月29日那一天，他出人意料地写了一封信给全体政治局的常委，信中说自己和整个中央委员会“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
毛泽东这时所说“六年糊涂”，是指他的人民公社的政策，也即1956年农村高级社的成立至他眼前的1961年，包括曾经势如破竹的人民公社的整个历程；把土地产量夸大几倍甚至几百倍的“浮夸风”；财产的所有制由小集体向大集体、再向全民转移的“强迫命令风”；供给制度和几百人在一个公共食堂里一起吃饭的“共产风”；还有“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周恩来在他起草的一封紧急指示信中，将这五种“糊涂”称为“五风”。事实上，至少在十个月前，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糊涂”。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也不可能写出那样一个“紧急指示”来发给全国。到了1961年11月15日，毛泽东终于说：“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十三天后，他又用党中央的名义发出公开批评自己的指示，他写道：“毛泽东同志……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呼吸、共命运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毛泽东把扭转局面的最紧急的任务留给了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自己从激烈的前线退至后方。他离开北京去一个安静的地方考虑更加长远的问题。他选的地点是中国最南部的省份广东。在那里，他搞了另一个文件，叫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试图在经历了一番挫折之后重新规划人民公社的道路。由于它的主要内容分为六十条。所以，后来全中国的人都叫它“六十条”。文字的修改过程，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万般留恋与欲罢不能之情，这种感情令他在最初的文件里仍然保留了“供给制”、“大食堂”，以及加快向大队所有制过渡之类的内容。这是他自己非常珍爱的创造。不过，后来当他更进一步地意识到自己的“糊涂”之后，便下决心忍痛割爱。6月，他删去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9月，他又承认，在原来的体制下，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这是一个严重矛盾。为了既能解决眼前的矛盾又能保持长远的道路，毛泽东决定在人民公社中建立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这就是后来大家认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毛的时代，这是农村里一个根本的制度，毛说，“至少七年不变”。后来又把“不变”周期延长到“三十年”。他是一向喜欢用这种口吻来宣布政策的，比如他还在周恩来写到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句话旁边，加了一个批语说：“至少二十年不变”。
“六十条”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的成熟制度，这是人民公社理想与务实原则的奇异混合。可是饥饿的农民现在个个有气无力，不要说人民公社，就是望着维系生命的土地，也打不起精神。好大喜功且花样百出的基层干部现在不得不迁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