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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数量众多，超过任何其他地区，然而，由于大部分遗址是在现代建设工程进行过程中发现的，难以作预先设计的全面发掘，因此中国考古学上罕见两河流域那种有计划的大规模发掘一个城市的考古工作。中国的考古发现，以居住与墓葬为多，由文物内容我们可以探索古人生活，但与两河、埃及考古所得相比，较少大型建筑的全貌（例如金字塔、神庙）。
中国考古学的特色，在于由古代器物的形状与遗址的层位关系重建同一文化的演变过程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影响。从区系类型的考察，中国考古学至少已对东北、山东、东南、华南、北方与江汉六个地区的变化有相当清楚的认识。这些地区，每一区都有其演变的谱系：例如东北区的红山—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文化系列；山东地区的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系列；江汉地区的大溪、屈家岭、青龙泉三个平行而又彼此纠缠的文化系列；北方渭水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则是由仰韶文化分化为半坡与庙底沟两系文化，庙底沟文化迤逦而东，远达郑州；东南太湖地区则有马家滨—良渚—马桥—吴越文化的系列……凡此发展，都延续数千年之久。在四五千年前，东北、山东与江汉地区的文化，都有过一次由盛而衰的过程，例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文物精美，遗址众多，接下去有更为可观的龙山文化，个别聚落比大汶口更大，社会组织也较复杂，但嗣后的岳石文化遗址数量少，文化也较简陋。在距今4000年左右，新石器文化的中衰现象，在东北、河北、江汉、东南都曾出现；反之，中原黄河中下游的庙底沟文化，从未有过红山、良渚文化那种精美玉器，或大汶口与龙山文化那种优质的陶器，却居然一枝独秀，出现了二里头遗址的大型宫殿与城市及陶寺遗址的庞大墓地及居住遗址。这一次的巨大变化，其原因还待探索，却是中国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一个逐渐凝聚的核心，由此发展了可能相当于传说中夏代的大型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从东北进入中心的商代与嗣后从西方而进入中心的周代，从而形成中国传统历史的“三代”观念及与此相关的“中原”观念。二里头的城市遗址与商代的城市遗址（偃师、安阳殷墟、洹北），似乎都是政治中心与礼仪中心，从其宗庙的位置及其规模言之，这些中心的政治功能，其实与礼仪功能难以区隔。中国古代的信仰，应有崇拜自然力的神祇信仰与慎终追远的祖宗崇拜两个不同的方向。红山与良渚的精美玉器，毋宁是崇拜神祇的巫觋之法器，而商周的祖宗崇拜则以宗庙祭祀祖先。“中原”的“三代”，以祖先崇拜为主，宗庙乃统治阶层的权力所寄，是以此后的中国文化中慎终追远成为十分重要的观念。二里头遗址中，有相当面积是制造石器与陶器的作坊，有一处还堆积了大量松绿石的石材。由此观之，二里头的古城，也是一个制造中心，至于制成的成品，是否也是外销的商品，抑是由别处取来原料在此制作自用，目前不能确定。至少，这些石料与石材必定来自他处，则二里头也是一个资料集散地，是一个类似两河流域商业城市的聚落。
河北的藁城与湖北的盘龙城，都是商王朝外围的城市，应是卫戍城市，军事性与政治性应强于礼仪性。周人由西陲进入中原，取代商王朝，统治了中原。周代的封建制度众建诸侯，以为藩屏，自周代在陕西的老根据地，逐步分封子孙亲戚，纷纷建国，今日的陕西、河南、淮河、山东、山西、河北，都有周人封国。一个“国”，其实是一个中心城市加上若干卫星城市，以“点”控御四周的“面”。周代的封建，启动了小区扩大与凝聚的过程，从城市发展为城邦，然后充实为领土国家。
春秋时期，中原与南方之吴越的对峙与互动，促成中国南北两个文化大区域的融合。另一方面，有一些政治—军事—礼仪功能的城市，例如临淄、邯郸、咸阳、郢、宜阳等，因为各地之间的互通有无，成为地区性的制造与贸易中心。这些商业城市构成一个网络，促进了中国各地经济的整合，创造了“天下定于一”的经济条件，结合文化上的整合，中国终于走向统一的“天下国家”。西周王国解体，本来依赖宗族维系的封建体系，在春秋战国近六百年间，竟逐步转化，完成了从城市到天下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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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古代的思想体系（1）
中国的文字系统，起源于何时，至今还不能断言。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上偶见一些符号，可能即是当时的文字。至少大汶口文化的一些陶文，例如日、火、山形的合文，虽然相当抽象，但已具造字的原理。而且这些陶文在不同地点出土的陶器上出现，表示其似乎已经约定俗成。可是，这些陶文都只是偶然一见，此外并没有成为文句的文字。四川的巴文化，青铜器上常出现几个符号，有的如手掌形，有的如心形，但是也只是个别的符号，不能成为文句。也许远古已有文字，却因书写工具朽腐，遂不能留下篇章，以供后人从中窥知古人的思想。中国古代文字已确切可读的，则是商代的占卜文字及青铜器上的铭刻文字。前者笔画较简，后者较繁，但二者之间，仍有互通的造字与组句的原则。为此，卜辞是简体，金文是繁体。卜辞与金文，因其文句简短而且限于祭祀或礼仪之用，从中䌷绎，也不过是对于祖先的礼敬及对于自然力（例如天、山、河、风）的敬畏。古人大约只有神祇信仰与祖先崇拜，简约言之，即是敬天与法祖两类。但是二者不是互斥的，在各个族群里却也可能各有所偏；例如，红山文化可能是敬天的文化，而商文化则是法祖的文化。合而为之，敬天法祖的观念，自远古起即是中国思想的重要成分。在祖先之前执掌礼仪是祝卜，在神祇之前专司通灵的人物是巫觋，这两类人物，都因其神圣的任务，既是专业的知识保存者，也是能作抽象思考的学者，他们即是后世思想家的前驱。
可作为探索古代思想的典范，至少有《尚书》、《诗经》、《易经》、《仪礼》、《礼记》及《春秋》经传诸种经典，凡此都是北方文化的产品。在江汉地区，《楚辞》之中也保存了不少南方的信仰与思想方式。至于古代思想家的系派，则以孔子、孟子、荀子一系列的儒家为北方主流，以老子、庄子、杨朱代表南方的系统，而又有衍生于儒家的法家、接近于自然的阴阳家、出于儒家而又反对儒家的墨家及专论逻辑的名家。南北交融，遂整合为中国思想体系，则当在秦汉以后了。
这些系派的分类，其实出于汉人的分类，并不能反映中国思想的实际演变过程，我们毋宁依照若干观念的转化来探讨中国思想的发展。
敬神，是对于自然而神秘力量的敬畏；法祖，是对于父母感情的延伸。两者都未必具有超越的内涵，也未必有道德的意义。这种敬畏的超越，于自我及现实，当是在商周之际对于“天命”的认知。《尚书》与《诗经》中的“天”，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也是奖善罚恶的道德性主宰。周人代殷商取得天下，自以为“天命”的裁决。这一突破，或可认作古代中国文明的开始，从此而后，即有善恶是非之分，生命有了指标与方向，遂有人生终极的意义。
《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993年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文书“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均可解读为人性的意义；此处的“性”可以是人类共有的属性特质，也可以是个人特有的禀赋，“命”则既是天赋的使命，也是由禀赋确定的命运。两者都是超越于单纯的存在，而有一定的庄严。《礼记》和郭店文书均为战国至汉代的文献，其中观念也是古代观念合理的延展。我们无妨由此解读，认知中国文明之所谓人文精神，即是由命与性的定义导出。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中国古代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