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得到报告后，在寺内内阁中最富权势的内务大臣、原满铁总裁后藤新平表示支持，他认为，宗社党的既有表现很不得力，而“张作霖并无宦图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别无地位，盖以满洲为惟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则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
于是，日本和张作霖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从此确定，张作霖也从此在与日本的相互利用和相互矛盾中迅速成为“东北王”，以至于“满蒙王”，并最终问鼎北京政坛。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对满蒙地区的蚕食，也随之推进。
由于日本借口“郑家屯事件”进行侵略，奉天出现了武装反日的“铁血团”，1916年12月8日，张作霖下令将该团首领等数十人逮捕下狱。
1917年2月中旬，奉天省第27师第53旅旅长汤玉麟在第28师师长冯德麟等的支持下，公开反对张作霖提升警察厅长王永江，致使奉天城秩序动荡，人心恐慌，最终王被迫辞职。张、汤矛盾激化后，清史馆总裁赵尔巽返奉调解，吉、黑两省督军也派员参加。后汤被迫率所部第53旅离开奉天城，移住新民。
但张作霖仍不罢休，决心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对不听话的汤玉麟采取“最后手段”。3月4日，张派交涉员马廷亮和第27师参谋长马恺赴旅顺，为“郑家屯事件”向日本关东都督道歉。7日，张作霖又赴日本驻奉总领事馆，为“郑家屯事件”向日本领事道歉。
他托菊池转告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赤冢，请日方保持“好意的中立，并给以精神上的援助”，他将“不惜给以任何报酬”。赤冢认为，对张的援助，是推进日本“在南满各项事业最难得的机会”。他的报告得到外务大臣本野赞同：“帝国政府十分同情张作霖的立场，因而对他这次采取的行动，决不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妨害。”
4月19日，张作霖发布命令，撤销汤玉麟旅长职务，并派第54旅旅长孙烈臣率兵3200余人包围新民，监视汤部交卸。汤带1100余人枪乘火车向广宁投靠冯德麟。5月4日，张作霖任命亲日的张景惠为第53旅旅长。于是，张作霖得到了对第27师和奉天省城的独断地位。
在随之而来的府院之争中，张作霖积极支持亲日的段祺瑞，表示坚决拥护对德宣战。还于5月28日发出“勘电”，抨击黎元洪，以与中央“断绝关系”相要挟，要求解散国会，“任命段总理组织内阁”。30日，他通电声明与中央脱离关系，并威胁黎元洪说，倘“意存荫庇，别蓄野心，当率辽东子弟直捣京师”。
6月3日，张作霖与冯德麟召集秘密军事会议，决定加紧备战，“援助中央”。随后在当月上旬派张景惠率第53旅进兵滦州，并令驻锦州的第56旅开赴山海关。张作霖还打算以奉天省议会的名义通电攻击国会，被省议会拒绝。【黄：日本扶持张作霖以干涉###的意图初显，但张在奉天还没有到达为所欲为的地步。日本必然加大扶持力度。】
张勋进京后，张作霖随即宣布奉天省取消独立，驻滦州张景惠部退回关外。冯德麟应邀前往北京。张勋复辟帝制后，于7月1日，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省巡抚。第二天，张作霖召集军政要员，研究张勋复辟后的对策。他一面谢恩，一面在往来公文中继续沿用民国字样，以留后路。
7月3日，张作霖通令奉天省各机关一律悬挂龙旗，庆贺清帝复辟。4日，张作霖获悉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组织“讨贼军总司令部”的消息后，又召集军事会议，决定抛弃张勋，追随段祺瑞反复辟，并急电第29师做好战备。他随后又通电全国，抨击张勋，宣称自己“已秣马厉兵，枕戈待命”。
结果，当月9日，积极参与复辟的冯德麟在天津被捕。10日，张作霖宣布兼任第28师师长，一举夺取控制了奉天省的两个主力师。
1917年7月，张作霖又找借口派吴俊升率兵进入齐齐哈尔，扶植其亲家鲍贵卿当上黑龙江省督军。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
1919年7月19日下午，日本人船津不顾卫兵阻拦，强行穿越驻长春的吉林军营地宽城子，引发冲撞，日军急调驻长春、公主岭、铁岭部队前往宽城子，与吉林军发生军事冲突，日军遭到吉林军顽强抵抗，双方互有伤亡。最后日方迫使吉林督军孟恩远将吉林军全部撤出长春，并要段祺瑞政府将孟恩远免职。至此，张作霖“统一”了东三省，成为“东北王”。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2）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通过张作霖得到了先前出动大量部队到山东和西伯利亚都没有攫取到的好处。
日方首先从张作霖这里得到了很多重要的政治特权。日方首先在这位“东北王”身边，进而在整个东三省的各督军署里设置了日本顾问。仅仅是张作霖身边的日本顾问，至1928年以前，就有菊池武夫、町野武马、本庄繁、松井七夫、土肥原贤二等十多个，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策划者，不乏日后被判刑的甲级战犯。
这些所谓的顾问实际上就是冠冕堂皇的高级间谍，并且大多是有明确战略使命的军事间谍，他们的工作受控于日本的侵华机构。例如，1918年5月，日本陆军大臣派往黑龙江省充当顾问的斋藤中佐的密令中指示：“对黑龙江省的军事、内政、地理、交通等事宜，尽一切可能进行调查，在执行任务时，当然要经常和关东都督府陆军部联系，和奉天及吉林两省应聘武官尤宜保持紧密联系。”
这些遍布东三省各军政要害部门的高级坐探，及时将所获悉的最新军政情报通过架设在中国的电话线路或电报，向在中国境内和日本国内的派出机构报告。这些机构包括关东督署、陆军部、外务省、皇室等，它们各自对各种情报进行整理分析后，又与日本其他部门相互交流。加上各种“旅行团”、民间组织、黑社会组织、浪人、土匪等等渠道的情报，在中国构成了一个广泛的情报网。
直接触及各个层面的灵通消息和系统、丰富的情报收集整理，使得日本对东三省，乃至全中国的重要军政情况掌握得清清楚楚，不少方面情报的掌握，甚至远远超过中国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人在战前秘密绘制了大量中国地图，地图详细、准确到中国的军政官员甚至本地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在后来的抗战期间，中国的军事将领们大多把这些日本绘制的中国地图当作宝贝，想方设法去寻找，却往往求之不得。
也同样是基于这些系统和灵通的情报，以及与张作霖的暧昧关系，日本得以抓住种种机会，甚至制造机会，扶植亲日势力，抢占重要的军事政治战略要地，修筑重要的军事铁路，开发利用东北地区的矿产资源，争夺商业利益，对东北地区进行蚕食鲸吞。
相对于地图这种很明显的专业情报成果而言，政治情报的价值同样重要。日本对张作霖等很多东北军政要员都要专门研究，本节前面关于张作霖最初与日方秘密交往的详细记录，都出自日方的相关档案。日本通过情报网，对这些军政要员的背景、对日态度、实力、发展潜力等等都进行搜集和研究，通过种种手段去干预东北地区的重要人事任免，打压那些积极反抗和抵制日本侵略的军政要员，扶植亲日的政客和军阀窃取权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高层突然出现一批掌握军政大权的汉奸，如张景惠等人，很多都是在日本人的扶持下从张作霖手中获取权位的。
日本还利用张作霖的暧昧态度，在东北各战略要地非法设置了领事馆、驻军、设警地点，除了前面提到的强夺战略要地郑家屯、驱逐长春的吉林驻军之外，还包括吉林延边朝鲜族聚集地区设置春晖领事馆等等。
日本方面所重视的战略要地，主要是从军事地理角度考量的，特别是战略性的军事交通关隘，如郑家屯、锦州。此外，政治经济中心城市，以及煤矿、铁矿、盐田、木材等重要的战略资源基地，也是优先抢夺要点。日本曾企图通过“二十一条”从袁世凯和段祺瑞政府手中获取在东三省和内蒙东部自由租买土地的权利，但相关条约最终都没有得到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