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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课已很忙，倘若不穷的话，很想多用些工夫在功课方面，不愿以家庭教师来分心。）可是在执行家庭教师职务的时候，一点不愿存着“患得患失”的念头，对于学生的功课异常严格，所毅然保持的态度是：“你要我教，我就是这样；你不愿我这样教，尽管另请高明。”记得有一次在一个人家担任家庭教师，那家有一位“四太爷”，掌握着全家的威权，全家上下对他都怕得好像遇着了老虎，任何人看他来了都起立致敬。他有一天走到我们的“书房”门口，我正在考问我所教的那个学生的功课，那个学生见“老虎”来了，急欲起来立正致敬，我不许他中断，说我教课的时候是不许任何人来阻挠的。事后那全家上下都以为“老虎”必将大发雷霆，开除这个大胆的先生。但是我不管，结果他也不敢动我分毫。我所以敢于强硬的，是因为自信我在功课上对得住这个学生的家长。同时我深信不严格就教不好书，教不好书我就不愿干，此时的心里已把“穷”字抛到九霄云外了！
这种心理当然是很矛盾的。自己的求学费用明明要靠担任家庭教师来做主要的来源，而同时又要这样做硬汉！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自己也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根据，只是好像生成了一副这样的性格，遇着当前的实际环境，觉得就应该这样做，否则便感觉得痛苦不堪忍受。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这样的一个“硬汉教师”，不但未曾有一次被东家驱逐出来，而且凡是东家的亲友偶然知道的，反而表示热烈的欢迎，一家结束，很容易地另有一家接下去。我仔细分析我的“硬”的性质，觉得我并不是瞎“硬”，不是要争什么意气，只是要争我在职务上本分所应有的“主权”。我因为要忠于我的职务，要尽我的心力使我的职务没有缺憾，便不得不坚决地保持我在职务上的“主权”，不能容许任何方面对于我的职务做无理的干涉或破坏。（在职务上如有错误，当然也应该虚心领教。）我不但在做苦学生时代对于职务有着这样的性格，细想自从出了学校，正式加入职业界以来，也仍然处处保持着这样的性格。我自问在社会上服务了十几年，在经济上仅能这手拿来，那手用去，在英文俗语所谓“由手到嘴”的境况中过日子，失了业便没有后靠可言，也好像在苦学生时代要靠着工作来支持求学的费用，但是要使职务不亏，又往往不得不存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所以我在职业方面，也可说是一种矛盾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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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初出茅庐（1）
我是在一九二一年毕业于约翰的。向例在行毕业礼的那一天，各同学都一律要穿西装，要罩上宽袍大袖的学士礼服，戴上方帽子。这在富家的子弟，到了这一天，当然可以出钱特制很讲究的西装和礼服，在我这穷学生，却又是一个问题了。学士礼服和方帽子是可以租的，这倒有法可想。关于西装，因为常有西装裁缝到寄宿舍里来兜生意，尤其是在将行毕业礼的前几天。我便和其中一个商量，要暂时赊账，等两三个月以后才付钱。他答应了，我这个问题才解决。
到了行毕业礼的那一天，各同学的家属，老的幼的，男的女的，都跑来凑热闹。他们当然都是笑嘻嘻的，很快乐的。各同学先在操场上列成双人队，由校长和各教授引导着，鱼贯缓步进大礼堂，各家属和来宾们很拥挤地围着大鼓其掌。我此时夹在队伍中，的确引起了异样的情感——与其说是胜利的感觉，不如说是伤感的意味居多。我的大家族住在北平，自己还未结婚，没有什么娇妻，也没有什么爱人，来分受我在这刹那间的情绪上的反应。所以我很觉得好像是个孤零零的孤儿夹在怪热闹的环境中，想到平日的苦忙，想到平日的奔波，想到平日筹措学费的艰辛，想到这一天所剩下来的是三四百元的债务和身上穿着的赊账的西装！这种种零零碎碎的毫无系统的念头，像电闪似的在脑际掠过去，竟使我在那刹那间“生踢门陀”（Sentimental）起来了，眼眶里涌上了热泪——莫名其妙的热泪。但在前后左右都充满着喜容和笑声，独有一个人掉泪，似乎是怪难为情的，所以立刻装做笑容，把那涌上来的热泪抑制着向里流。
大学教育算是告了一个结束。虽然在求学的工具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方面，还只是建立了一个基础，但是学校却不得不离开了。离开了学校，当然要注意到职业界这方面来。
同级的各同学在将毕业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将来职业就已开始打算。（其中虽有极少数已决定毕业后到美国去留学。）我本来是要想入新闻界的，但是一时得不到什么机会，以前“走曲线”求学，现在又不得不“走曲线”就业了。我说“就业”而不说“求业”，因为在毕业前的一两个月，毕云程先生就对我说，穆藕初先生要请一位英文秘书，问我就不就。当时穆先生正在办厚生纱厂，不久正出了五万元资送五个北大学生出国留学，这件慨捐巨款乐育人材的事情，使我对他颇有着好感，便答应了下来。
到厚生纱厂办事没有几天工夫，穆先生创办上海纱布交易所，他自己任理事长，把我调到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其实纱布交易所里面关于英文的信件很少，每天只翻译几页关于纱市的英文电讯，内容只是数目字的变异，格式都是很呆板的。每月薪水倒有一百二十元，这在我这样初毕业于学校的小子，已不能算少，虽则当时交易所林立，生意兴隆，薪水比任何机关都大，我这样的薪水在比较上仍是很平常的。我倒不嫌薪水少，却觉得我的工作不合于我的爱好。诚然，我也知道初出就业，不能苛求，只得一步一步地干去；也明知重大的责任要从比较小的责任开始。我的不喜欢，不是因为事情的机械，或是事情的小。我后来办理出版业的时候，任何机械的事情或是任何小事情，我都干得津津有味。我只觉得一天那样翻译着几张纱市的电讯，没有什么意义，尤其觉得这是用不着一个什么英文秘书来办的事情。空闲的时候太多，也是使我觉得不安的一件事。
在精神上虽有这样的烦闷，但是因为一方面还没有较适宜的机会，一方面又急于要归还所借的学费，只得打定主意拖下去。
在这样的烦闷的环境中，如果说还有一些愉快的事情，那要算是认识了一位好友余天栋先生。他是东南大学商科毕业的一个英俊焕发至诚感人的有为青年，这时他在担任纱布交易所的会计科科长，在该所是比较重要的职务。我以前并不认识他，到交易所的第一天，在成立会的会场上遇着，经穆先生介绍后，他那样的和蔼殷勤豪爽的态度，和待我的恳挚亲切，就已使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值得敬爱的好友。我是一个爽快的人，他也是一个爽快的人。我每遇着我所敬爱而知心的人，就喜欢披肝沥胆地畅谈，他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不遇着则已，一遇着了，总是一谈几小时。他为人整洁、敦厚、聪明、正直，而又很富于幽默。在星期日，我们常在一起，每每一谈就谈了半天。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大雨中穿着雨衣，在四川路一带走着，上面虽有倾盆大雨淋着，我们还是谈笑自若，边走边谈，愈谈愈有味。
14初出茅庐（2）
我那时因为急于归还学费，每次领薪水的时候，留下自用的钱总是很少的，到了月底往往只剩几角钱，窘迫得可笑。他的薪水赚得比我多，到了这种时候，他往往自动地一定要把五块钱的钞票塞在我的衣袋里，强要借给我用。
我离开纱布交易所之后，他还在那里做他的会计科科长。一时失却了我，使他感到懊丧万状。后来我们虽因各人都忙，不能常聚。一聚还是畅谈几小时。当我筹备结婚的时候，他也离开了纱布交易所，正在打算赴美再求深造，同时在做标金生意，想多弄得几个钱带出去。他知道我婚费还有问题，慨然代出二百元凑在他一起做一次标金生意，不料运道不好，完全蚀光。他又慨然说，我的费用来源不易，一定不要我还这二百元，所蚀的由他负责付出。虽经我再三婉却，他还是不许。他对于朋友的慷慨义侠，往往如此。
他还未赴美，忽于一个夏天患时疫，上午还是活泼泼的，下午就死在时疫医院里。我知道了好像听到晴天霹雳，泪如泉涌，急奔到尸前大哭一场，已不能和他再谈一句话了。失却了这样的一个好友，实在是我生平的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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