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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海起义以后，江苏就成了革命的核心地区，也是同盟会控制的主要区域。不过，张謇、程德全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声望的人物，为人清正廉明，他们只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与革命党人有所不同，他们主要倾向于和平的改革、建设，尤其是张謇，非常注重小心翼翼保护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实业和教育事业，不希望为革命的战火所破坏。因此，他们反正后能够得到革命党人的尊重和合作。
程德全统一了江苏的军政权力后，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首先以恢复秩序为唯一之方针，一方面争取普及教育，培养人民的自治资格，使他们达到共和国国民的文明程度。为了维持秩序，他在国家的全局问题上，一再主张调和党派分歧，为此退出了共和党。他在一封通电中强调：“大局危机，间不容发，所误者只一疑字，所缺者只一信字。”因而也常常赞成同盟会的政治主张，与同盟会高层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然，为了维持秩序，程德全也表示拥护中央，也就是拥护袁世凯，并且，也期待袁世凯的支持和帮助。袁世凯也通过张謇的谋划，全力支持程德全来控制江苏的局面，抑制江苏地区的革命势力。江苏成了与中央关系最密切的省份。这样，在袁世凯的军事势力南下以前，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人的对立，通过程德全实现了相对的平衡。张謇的立宪派也通过程德全扩张了在江苏的政治势力，不过，并没有在军事上有什么强力的作为。
程德全并不是一个依附权贵的官僚，施政有自己坚定的主张，他呕心沥血就是要安定社会，建设国家。因此，他为政不抱党派的成见，并非无条件地迎合袁世凯的要求。与北洋系蓄意压制、排斥革命派势力不同，他尽力安抚革命派的势力，不让矛盾激化。当时，江苏地面上的军队，原来苏州地区的一部分军队，后来编组为江苏第二师，师长章驾时，是程的亲信部队，扬州第二军（后整编为第四师）徐宝山系土匪招安部队，其余部队都在同盟会员的控制之下。驻徐州一带的第九师，原属第一军，后来划归江苏，新任师长冷遹（御秋）系同盟会员，并负责归并一、九两师成江苏第三师。陈干所部三十九旅同驻徐州，与第九师对立。该旅本系闲杂部队，军纪不良，但陆军部以种种借口要予以保留，遭到程德全的坚决反对。他在给袁世凯和陆军部的电报中说：江苏省的军队从前有十五六万，陆续裁遣已经一半多。冷遹负责归并一、九两师，亦裁去了8000多人，没有听说有祸害人民的事，为什么单单对区区的这一个旅要听任他们成为社会的病毒呢？只是希望陆军部发挥毅力，从速予以解决。由于程德全的坚持，陈旅终于被遣散了。徐州绅士杨慕时、段书云反对革命，在程德全面前肆意攻击徐州驻军。程德全断然撤销了杨的江北民政次长的任命，并申斥说：只要我在江苏一天，都不会让杨慕时、段书云参预、旁听本省的政事，为了不让他们施展挑拨播弄的伎俩，我以身许国，患难死生都不计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忍心看到中原大局遭受分崩离析的祸患。在三、七两师的整编过程中，程德全把对立的两个师长都免去了，任命同盟会员章梓任师长。章在军中有威信，有影响力，但他是一个文人。陆军部借口章梓不是军校毕业的军官，表示反对任命章为第一师师长。但程力排众议，坚持任命。对于陆军部特意推荐、安插的人选，程都予以拒绝。他清楚地知道，陆军部安插这些人，就是要与同盟会军官作对。因此，程德全尖锐地批评陆军部说：这里的军官，党派的意见是比较小的，但留学生与非留学生之间的意见很大。失意的军官不免任意造谣攻击，而军部听信谗言，不加以分辨考察，专门听信一面之词。像张斯麐呀，尹同愈呀，已经提了好几次了，现在又提起朱先志这个人了。这几个人呀，并不是说不能用，但用了他们，让他们和军队对抗，酿成风潮，我觉得实在没有这个必要。何况朱现为堂长，尹为团长，我也没有不用他们呀！当时，袁世凯需要程德全稳定江苏局面，控制同盟会的武装力量，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由于程德全魄力雄厚，手腕灵敏，处事持平，绝无偏袒，因此，程德全也能得到同盟会军界的尊重，江苏政局相当平稳，也让专心经营地方实业、教育的张謇在政治上很放心。
张謇则以自己的声望和盐政总理的职务尽力为程德全筹措整理军队的经费，并一再与袁世凯直接交涉中央拨款，从而使程德全整理军队的计划得以实施。在同中央的交涉中，张謇也处处维护苏督的利益。江苏成为同盟会和前清立宪派人士相安无事的省份。程德全施展了全部的智慧，来小心翼翼地贯彻走钢丝的平衡政策，他一直要面对上上下下来的各种沉重压力，心情常常是忧郁的。当风云突变的时候，还能坚持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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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1）
辛亥革命后，由同盟会员担任都督的省份并不少，有些省份的都督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但该省的实际权力也掌握在同盟会员手里，例如湖南、福建。但是，从后来时局的发展来看，一些同盟会都督已经与同盟会的政治路线脱离了关系，例如山西都督阎锡山、陕西都督张凤翙、贵州都督唐继尧，不一而足。同盟会的政治路线有很大的模糊性，何况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以后，本来就很松散的同盟会，更成了一盘散沙。于是，地方都督也往往各行其是。我们在这里叙述的是同盟会两位最重要的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广东本来就是孙中山领导革命最重要的地区，革命力量活跃自在情理之中，至于江西恐怕只能说是李烈钧的个人因素更重要一些吧。
李烈钧，生于1882年2月23日（清光绪八年正月六日），江西武宁人，字协和，别号侠黄。出身耕读世家，父亲曾参加太平军，失败后回家种田经商，家道小康。少年时读书习武，喜欢交游，性格豪侠，朋友众多。为房产纠纷，小小年纪出庭时被无理逮捕，受尽欺辱。1902年被县里推举入江西武备学校学习，1904年被选送日本学习，先进振武学校，毕业后实习一年，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李烈钧在日本时，多次面见孙中山，1907年经张继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时，他在士官学校组织“丈夫团”、“武学社”等小团体，与南北派士官生多有联络。1908年毕业回国，任江西混成协管带（营长）。因宣传革命，被上级借其他事由逮捕，经营救获释。1909年到云南军中任职。云南军中布满日本士官生和革命同志，革命活动十分活跃。武昌起义时，李烈钧正经武汉前往北京。在北京与革命同志联络后，返回江西参加革命，曾策动海军起义，并率师增援湖北，任苏皖粤鄂赣五路联军总司令。但南北议和，战争停顿。江西革命后政局混乱，历任都督治理无方。于是，江西省议会选举李烈钧为江西都督，并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李即率部回赣莅任，于1912年3月19日就职。
胡汉民，生于1879年12月9日（清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广东番禺人（现广州市），原名衍鸿，字展堂。“汉民”是参加同盟会后，为《民报》撰稿时的笔名，后来就在社会上流行。父亲做州县幕僚。父母去世后即以教书谋生，21岁时考中举人。1902年，胡与吴稚晖、钮永建等到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不久，因吴稚晖与清驻日公使冲突，胡汉民为吴抱不平，愤而退学回国，任广州《岭海报》总编辑，又赴广西梧州教书。1904年冬，再次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学习。1905年秋，与廖仲恺同时加入同盟会。《民报》创刊后出任编辑，主编张继，但实际工作由胡汉民负责。第六期后由章太炎任主编。《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就“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胡汉民与汪精卫都是《民报》的主要执笔者。胡汉民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扩大解释了《民报》的六大主义：（1）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2）建设共和政体；（3）土地国有（即平均地权）；（4）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5）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连合；（6）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他对土地国有政策，多所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