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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心满意足，3月10日在北京根据南京方面的要求宣誓就职：“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袁世凯牢牢地控制住他的地盘，对于孙中山会制订一部什么样的宪法，暂时不予计较。南方革命党中有一部分人对于袁世凯就任总统一职仍然不太放心，但孙中山安慰他们说：“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兹所誓忠于国民者，项城也不能改。”当时的共和主义者，一个个书生气十足，不知道宪法是要由人去执行的，也是可以由人去破坏的，甚至宪法也是可以用来骗人的。问题在于，社会生活有没有养成共和的习惯，有没有形成保卫共和的社会势力。如果没有，宪法最终就只能是一纸空文。这也难怪他们，他们那一代人刚刚开始向西方的政治制度学习，还搞不清楚是怎么操作起来的，到了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他们都很年轻，对于共和政治和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复杂性，更是毫无经验可言。袁世凯是经验主义者，他重视的是实际利益，没有必要去理睬那些理论教条，宪法问题可以放到权力巩固以后再说。
孙中山作为临时总统，主持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订，并于3月11日公布实施。但据说，《临时约法》的具体条文，只有一句是属于孙中山的，那就是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家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制，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由革命党人单方面制订的宪法，着眼于新的权力分配。《临时约法》采取了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制，显然，为了制约袁世凯，给予了议会和内阁很大的权力。《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第四十五条：“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国务员的副署权，就是责任内阁的立法精神，行政大权不在总统，而在内阁。但袁世凯是一个掌握实际军事行政大权的人，他能做一个高高在上的虚名总统吗？不过，袁世凯对《临时约法》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他不必在条文上和孙中山纠缠不休。况且，《临时约法》只是过渡性的法规，正式国会召开后，必须制订正式的宪法，后面还有应付的手段。既然如此，在表面上各方面已经没有分歧，统一的中华民国就可以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有效地运作起来。
当然，客观的形势并没有如一些革命党人那样乐观。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梁启超仍然主张君主立宪，他搁置了与袁世凯以往的恩怨，决心与袁世凯合作，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他曾向袁世凯建议召开国民会议，来安抚革命党人。袁世凯组织内阁时，也任命梁启超为法律副大臣，但梁启超没有接受，袁世凯一再写信给他，希望他回国帮忙。梁启超相信，只要袁世凯和他真心联合，天下事情就可以大有作为。他观察形势后以为，不出三个月，国民就会厌烦革命造成的破坏，到那时候，他的主义就可以实现。他还提出了虚君共和的主张，来因应局势的变化。但革命的发展，共和已成大势所趋。在南北和谈即将成立的时候，他开始改变态度，接受共和。同时，他开始和国内的同志合作，进行组织政党的活动。袁世凯被选为大总统后，梁启超发去了贺电。2月23日，梁启超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详细地论述了他对今后国家政治的规划，其中说到核心的政治方针：。 最好的txt下载网
3．妥协之下：共和三岔口（5）
今后在中国，一定要参考实行开明专制的政治意向，否则没有办法达到国家的有效治理。开明专制和现在实行的共和国的服从舆论，从道理上说是相反的，但在共和国你如果不是在表面上服从舆论，就不能够在实际上施行开明专制。您是很高明的人，其中的关键问题，您一定考虑得很成熟了，用不着我来啰嗦。那么，您想在表面上是舆论的仆人，而暗地里是舆论的主人，用什么办法呢？那就是访问集合国内有政治常识，又喜欢进行政治活动的人，有礼貌地把他们征集过来，成为自己一党的人。今天，国内活跃在政界的人士，大略可以分成三派，一是旧的官僚派，二是旧的立宪派，三是旧的革命派。旧的官僚派，是您所一向笼络领导的，除了一些无能的没有道德的人一定要淘汰之外，其余优秀的人，大都有很丰富的施政经验，他们应该是行政部门的中坚人物，如果让他们进入立法部门，要他们进行辩论，来竞争胜利，实在不是用他们的长处。以您现在的地位，领导行政部门的工作，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最应该留心的，就是怎么样博得立法部门的同情和支持。这个办法，却是不能不在旧官僚派以外来寻找的。旧的革命派从今以后，会分成二派，一派是纯粹感情用事的人，他们是始终不能够和您合作的，以后政府稍稍整顿秩序，严肃法治，他们一定会纷纷起来责问，但这一派人的性质，只适合搞破坏，不适合搞建设，他们在政治上的活动，一定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他们的人数有时多，有时少，没有规律，即使人数很多，也不可能集结成有秩序的政党。政府对待这些人，不可以用威力压迫他们，用威力压迫，反而会刺激他们，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也不可以迁就顺从他们，迁就顺从则会使他们更加骄横，他们的气焰也会更加嚣张。只能是利用政治思想健全的大政党，和他们进行公正的党争，这些人自然因为品质恶劣而失败，并不足以成为施政的障碍。而政治思想健全的大政党，则一定要从旧的立宪党，和旧的革命党有政治思想的人中求得。
梁启超和袁世凯两大强人的合作，规划了民初政治的基本走向，让孙中山边缘化。也就是说，袁世凯掌握行政部门，梁启超通过组织政党，掌握立法机关，分化革命党人，通力对付反袁的革命党人，实行开明专制，让共和留下个躯壳而已。袁世凯回复他说：“政党一层，所策皆至确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临时约法》还没有制订，他们就要把它束之高阁，为《临时约法》的运行设置障碍。梁启超、袁世凯的往来信，决定了民初共和政治的命运。我们研读民初史料，没有发现同盟会——国民党方面，当年就有人揭露梁启超和袁世凯葬送共和政治的这一具体的政治阴谋，当然，袁世凯和梁启超派的合作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似乎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玄机，幻想着落实共和政治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倒过来责备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破坏了共和制度，真是颠倒黑白，莫此为甚！如此重大的体制变迁，岂能靠运气获得？种种理论运行的假设，都逃不脱实际政治势力的联盟。不过，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能否实现，在今后的几年里留下了悬念，并不能按照他的如意算盘来进行的，袁世凯有自己的政治规划。
当然，中国同盟会的革命在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失败的迹象，甚至可以说他们也取得了胜利，尽管这样的胜利是不完美的，充满着疑惑和忧虑，但毕竟失败是后来的事。他们达到了推翻清王朝的基本目的，皇权也被否定，共和国已经成立，中国同盟会成了一个合法的组织，革命者成了社会所歌颂的伟人。共和的制度也即将正式运行。尽管中央政府的主要权力落到了袁世凯手里，但中国同盟会同样获得了参加中央政府的权利。本来胜利的成果是大家合作和妥协的结果，按实力分配也是自然的事。在地方上，中国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获得的势力也基本上得到了巩固。问题还在于他们自己，革命派内部，包括同盟会员在内，四分五裂，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真正能够为同盟会掌握的省份很有限，即使是同盟会员担任都督的省份，在后来的政治倾向上也发生了变化。这一点是不能责怪袁世凯的，那个时代革命派的素质就是那样，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只好让我们后人来说风凉话。今后的目标和道路要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