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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电是这样报道追悼大会的：
［法新社17日电］：“明天下午8亿中国人民都将把眼光转向北京的天安门，届时要在那里读悼念毛主席的悼词。”“让全体人民都能参加的这独一无二的活动，规模宏伟，确实是巨型的，是中国27年历史上最大的群众大会。”“8亿中国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肃立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这将是向一个伟人致敬的最动人的场面之一。”
［南通社18日电］：“在这个时刻，中国，是一个悲伤哀痛的国家”，“全国都感到中国的一部分历史将随着他一起逝去了。”
共同社驻京记者福原写文章说：“毛泽东在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始终是一颗放射出强烈个性光芒的巨大红星。”“如果说英雄就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在历史的轨道上刻印下了他的思想、行动和个性的人物，毛主席确实是中华民族再生的英雄，肯定是代表动荡的20世纪的世界英雄之一。”
追悼会后，中央电台接连播出大会实况（含华国锋致悼词）和由播音员播录的悼词。
9月18日共播出：追悼大会实况11次；追悼大会文字消息5次；单独播出悼词（播音员录播）11次；《东方红》、《国际歌》11次。
缓慢过渡 治丧宣传的延续
追悼大会之后，毛泽东主席治丧活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中央电台治丧活动的宣传远未结束。追悼大会的实况从18日的《全国联播》开始，连续播出3天；悼词连续播出到25日，次数逐日减少；《新闻报摘》仍然集中报道治丧活动，只是逐渐缩短时间，直到恢复正常。
从治丧宣传到恢复日常宣传必须有过渡，而且是长时间的过渡。中央电台的各专题、对象节目分三步过渡：一是先上一些与本节目有关的内容，不挂节目牌子；二是挂节目牌子，但暂不用开始曲；三是恢复正常，这已是10月4日了。
文艺节目的恢复更是个敏感的问题，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从9月25日开始，先播出几组经过精心审定编排的歌颂毛主席、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乐曲或歌曲，曲调要庄重、严肃；然后增播用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轻快、欢乐的暂时不上；再次选播革命样板戏的选段，播放一些革命文学作品；直到10月4日基本恢复文艺节目，但是对欢快的乐曲、逗乐的曲艺、大块的文艺节目和长篇小说等，仍暂不安排。这并非只是中央电台的慎重考虑；与治丧气氛相适应；这一年的国庆节因此也停止了游园等庆祝活动，改为机关单位等基层的座谈活动。
至此，毛泽东主席逝世治丧活动的宣传结束。现将这一期间主要内容播出的时间、次数做一统计，有一个总体的概念。
主要内容播出时间次数统计
《告各族人民书》9~18日（10天）96次
《公告》9~11日（3天）59次
《治丧委员会名单》9~11日（3天）47次
悼词（单播）18~25日（8天）51次追悼大会实况18~20日（3天）20次
追悼大会预告17~18日（2天）12次
首都群众吊唁13~18日（6天）92次
工农兵悼念文章13~25日（13天）115次
各种悼念通讯16~25日（10天）111次
国际唁电（函）11~17日（7天）70次
九一六社论16~18日（3天）23次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11）
国际新闻报道（含外国悼念函电）27次
这一宣传报道的声势和规模都是空前的，前无古人！
1976年10月4日，中央电台治丧活动的宣传刚刚结束，10月6日又开始了粉碎“四人帮”的宣传。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九九事故”是这样发生的
先谈一谈事故发生后接连出现的情况。
正如前文所说，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第三遍时，在哀乐之后突然播出了“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造成了严重的重大差错。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如雷轰顶，使在场的人惊呆了，大家惊恐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在事故发生的现场，我是播出的总指挥，看到现场那种惊慌的情景，我清醒过来，必须马上镇静下来，恢复秩序，还有许多的事要做，不然还会继续出差错。我说：“请大家冷静下来，赶紧做好后头的工作，千万不要再出问题！这次事故的责任由我来负！”接着，我让台总编室主任去向局长汇报。
因为我知道，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一旦出了大事故，越是紧张，越是强调严格，越是接连出问题，像多米诺骨牌。我比喻为犹如学骑自行车，越怕撞人越撞人。古人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是这个道理。何况这一事故是罕见的，又发生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正是全国人民极其悲痛的时刻，谁能不肉颤心惊！当时急切需要的是稳定情绪，沉着冷静，搞好安全播音，不能也不应该停下来追查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者。
刹那之间，张冬兴副台长气喘吁吁地跑来了，台里许多人跑来了，他们急促地追问：“怎么啦！怎么啦！”接着，到处响起了电话铃，应接不暇，听众询问、质问、抗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者……
等我安排完工作，我赶紧到广播局局长那里汇报、承担责任和作检讨。当时局长邓岗不在办公室，一位主持工作的副局长说：“你赶快回去指挥，不要再出差错，这事以后再说！”我然后向台长作了汇报。当晚邓岗局长召开会议布置宣传报道工作，他谈到这一事故时，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他提高声音说：“今天出的乱子大极了！天大的事啊！纷纷来电话质问，说有敌人破坏！胶带怎么没有卡住呢？我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听着收音机，一下子听到了，别人问‘怎么回事？’我让家里查，当场口头向文元同志汇报了，他说‘这个事情当然很大，要沉着，不要紧张，把以后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问题’。”邓岗又说：“造成严重后果，我们没法向群众交代！请求中央处分，我们承担责任！”我说：“责任由我来负。”他还说，“公安部已经来人调查过，是否有坏人破坏”。当时我的心情和压力可想而知！
当天深夜11点多，我向中央电台各部主任和支部书记痛哭流涕地做了沉痛检查，要求立即传达到中央电台全体，从中吸取教训。第二天上午我向局核心小组写了检查报告，请求处分；随后，中央电台核心小组也向局写了检查报告，局又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须知，那是在“文革”中，事故发生后，电台院子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要求立即把问题追查清楚，把杨正泉从台领导的位子上撤下来，给予严厉的处分。我检讨后，有的人认为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事故不是有意的，叫我不要背包袱；但也有些人不满意，要求立即做出严肃处理。对此，我都是很理解的，也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中央电台过去出的差错，有哪一次不是层层检查、层层处理的呢？尤其是当事人，总要脱几层皮，何况是这样严重的事故！
事故发生的当天晚上，接到从全国各地打来的45起电话（那时通讯很困难），这两天，继续接到电话、电报，其中有公安部政治部、北京列车段、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科学院、59170部队、清华大学、光华仪器厂、内燃机厂总厂、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湖南湘阴广播站等。
大部分电话询问是否是中央电台播出的？有些人不相信是中央电台错播，他们认为是地方台错转，可能是转播了“敌台”，种种误解让地方台蒙受了冤屈。有的认为是由播音员过于悲痛和疲劳而造成的。更有的认为“这是有坏人破坏”，要求彻底追查。有的省革委会还专门开会做出决议向中央发电，向中央电台提出抗议，要求中央一定要追查清楚，有没有“五一六”分子搞破坏！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12）
外边的流言也很多。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中央电台的同事来电话，关切地询问：“听说杨正泉已经被捕？”当听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仍不放心，坚持要我亲自接电话，听到我的声音才相信。
毛主席逝世的悲痛，事故发生后内疚和压力，工作的紧张和责任，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中央电台离我的宿舍不到5分钟的路程，已几天没有回家了。我妻子也是中央电台的记者、编辑，她学广播、办广播多年，自然知道广播的重要，更知道这一差错的严重性以及意味着什么；她生活在中央电台这个环境里，每时每刻听到各种议论，默默地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压力，又无助无奈，甚至见到我都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