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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卫星由西北向东南天空准时飞经北京上空时，那闪亮的光芒、悦耳的乐曲和悠扬的信号激动了北京人。中央电台派出记者到观看现场采访，21点28分播出了观看卫星的动人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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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祸丛生：“九大”报道与文艺风波（1）
北京电视台为庆祝“九大”的召开，组织了一台文艺演出，“九大”闭幕后连夜上演。这无疑是出于好意，却惹下了塌天大祸。文艺广播跌入最低谷，一派萧杀！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在“文革”期间第一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涉及到“文革”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未来运动的走向，更涉及中央领导班子的变化，又是在###的年代，也就格外引人注目。这次的宣传报道，是“文革”期间重大宣传的代表作。而由庆祝“九大”而引发的封杀文艺的风波，更是给中央电台萧杀的文艺广播雪上加霜。
对“九大”召开的报道要求
1969年，“文革”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中，已经酝酿了多年的党的“九大”终于决定在4月召开。为此，在2月3日专门作了部署，对迎接“九大”的宣传报道提出了要求：“突出宣传国内外大好革命形势，突出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突出宣传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突出宣传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世界革命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突出宣传召开九大的伟大意义。”一连串有六个“突出宣传”，这成为“文革”中布置重大宣传的“定式”。
对于会议如何开法，是封闭式地保密，还是半公开或公开，直到会前也定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保险和主动起见，中央电台按照公开的方式做了报道的准备：一、会前，“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宣传大好形势，造成声势，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向‘九大’献礼”；二、会中，如完全公开，报道好大会的报告、发言和会议进程，大歌颂，大讲两条路线斗争史；三、会后，宣传一系列重要文件，报道游行等各项庆祝、学习活动，北京庆祝游行搞录音报道，如开庆祝大会转播实况。总之，准备往大规模搞，“大庆祝，大宣传，大学习，大落实”（那时总离不开一个“大”字，说什么都是一连串）。为此，中央电台对派出记者和各项报道都作了计划，安排了人员。
4月1日，“九大”在北京召开，采取了当时不多见的半公开报道的形式。当晚9点中央电台播出了开幕的新闻公报，但会议什么时间闭幕，中间还发什么，如何进行报道，都不清楚。
会议直到24日闭幕。在大半个月的时间里，许多机关、单位、工厂、学校和群众团体等，都在随时准备着上街贴标语、游行，有的抢先把空白纸贴在街上，强占有利地盘。那时中央电台广播的影响最大，毛主席的许多最新指示和重要消息都由中央电台首播。干部、群众每天守到晚上10点多的重要新闻节目之后，一直收听中央电台的广播，唯恐错过时机。24日晚上，中央电台广播了“九大”闭幕的消息（九届一中全会直到4月28日才结束），有的没有听完、甚至没有听，就迫不及待地敲锣打鼓走上街头。
北京电视台惹了“祸端”
特别需要重写一笔的是，北京电视台为庆祝“九大”的召开，组织了一台文艺演出，“九大”闭幕后连夜上演。这无疑是出于好意，却惹下了塌天大祸。中央文革小组看了，大加###，从此使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文艺节目，长时间跌入了最低谷。
广播对普及和推广文艺有着天然的优势，文艺广播在中央电台的广播中一直占有很大的比例，是各类文艺的最集中之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总计占整个播出时间的60％左右。中央电台播出的文艺节目不是中国古代和现代文艺、外国文艺、社会上演出和流行文艺的录音版，而是按照“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严格选取后播出的，而且尽可能包容各种品种和形式，体现“百花齐放”，在全国起着教育、提倡和推广的导向作用。文艺广播的门类有小说、歌曲、音乐、戏剧、曲艺、电影等古典与现代、中国与外国文艺等，一些最优秀的作品都集中在这里；在当时电视很不普及的情况下，广播成为最主要的文艺宣传、推广和普及阵地，是深受广大听众欢迎的节目，许多人随身带着收音机收听，称收音机和大喇叭为“戏匣子”。 txt小说上传分享
横祸丛生：“九大”报道与文艺风波（2）
当时，“文艺战线”一直是一条政治思想上非常敏感的“战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它首先是拿文艺开刀，从文艺的“路线斗争”选择突破口的。中央电台文艺广播是文艺集中的阵地，文艺宣传问题又十分敏感，自然是“文革”中首当其冲的重灾区。
“文革”一开始，文艺就遭到了浩劫，狂风骤雨般地横扫“四旧”，批判、清除“一切封、资、修的文艺”，“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歌曲、音乐、戏剧、曲艺、小说、诗歌等几乎所有文艺作品统统被列入“封、资、修大毒草”的范畴，列入被批判、被打倒、被停播之列。到“九大”之前仅剩下革命历史歌曲（主要是抗日战争中的歌曲），歌颂毛主席、歌颂党、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颂文艺”，配合现实###、歌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文艺”，还有盛行一时的“毛主席语录歌”和陆续形成出台的“革命样板戏”。不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是“万马齐喑，百花凋敝”。不论哪种文艺节目都完全服从和服务于现实的###，直接表现为阶级斗争，不是政治第一，而是“政治唯一”，严厉批判“文艺三性”（欣赏性、娱乐性、趣味性）。某些政治权力人物凭着自己的需要和好恶而任意砍杀，文艺成为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
如上提到的，1969年4月“九大”闭幕后，因北京电视台组织演出的庆“九大”文艺节目中的问题，惹下了塌天大祸。当时，每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重要会议召开或“两报一刊”等重要社论的发表，作为政治任务，中央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就立即组织一批文艺创作和演出人员（主要是部队文艺工作者）通宵创作、录音、播出，密切配合政治。一些庆祝活动的演出，特别突出工农兵，不仅内容以反映工农兵为主体，而且由工农兵演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看了电视台这场演出，大加###。江青看到有人吹大喇叭、跳舞大为光火，说“跳的是摇摆舞，唱歌有情郎妹子的东西”，污蔑了“九大”。她说：“下流轻佻，跳着摇摆舞，干脆裸体算了！”“小调不能搞，那是黄色的东西！”“电视台再管不好，我就造你们的反，就关你们的门！”康生轻蔑地说：“也用数来宝宣传毛泽东思想！”张春桥说：“播公报就播公报，还配音乐！”陈伯达说：“宁可没有，也要好的！”
雪上加霜的文艺广播
这一连珠炮式的重型批判，使本来就敏感、脆弱的“文艺战线”极为恐慌，更加招架不住了。有些文艺单位纷纷给中央电台打来电话，要撤出正在录制或准备录制的歌曲、节目，并声明“今后再也不给中央电台录制节目了”；有的单位还提出，要把过去已经录好的节目胶带全部要回去，声明某些节目电台不能再播出，否则他们概不负责；电台、电视台更是惊恐不定，除了学习、检讨，立即清查正在播出和准备播出的所有节目，重新审听、重新讨论、重新认识，把凡是没有绝对把握的统统禁播；白天黑夜清查大量库存节目和胶带，凡被怀疑为“小调的、不健康的、疯狂的、黄色的、有问题的”统统销毁，避免以后误播出去，人们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再重犯错误”。但是，文艺节目的把关非常困难，对文艺的标准认识不一，见解不一；20多年的积累，库存量很大，一时很难清理；有些绝版录音更舍不得销毁，只好将其封存。为保险起见，播出节目一概以服从中央、服从政治、服从纪律为标准，凡未被中央文革正式批准的绝对禁播。这就使本来已经十分贫乏的文艺节目，更加凄惨、荒凉了，只能将经中央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