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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首度攻陷武昌，便应北驱河南，直捣北京，当时河南清兵兵力不及太平军五十分之一。因估计错误，才会水陆两军直克南京，便在这里建立国都。以后几年所做的都是守卫战，北伐失败，西征也不成功。
诸王内讧，如李秀成所说：“误因东、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误。误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相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这两件事，就是犯了政略战略的错误和内乱，抵消了本身的力量。
此外，无可否认的，太平军的当胜而败，还有两项重大的外在因素。第一，洪秀全倡导不中不西的拜上帝教，终败于以维护名教而战的湘军，这证明了中国传统固有文化的根深蒂固，不容易为一部外来的《圣经》所推倒。第二，洪秀全奉上帝，和外来的传教士应声气相投，可是，这些传教士作为帝国主义的先锋，吝而不予太平天国大力的支持，反倒帮忙清廷，迎头痛击太平军。主要原因，完全是站在经济的利益上。因洪秀全禁运丝茶给外国，并全部拒贩洋货，这就和极力开辟东方市场的西方列强发生利害冲突。
如果没有以上的内外四个因素的存在，一部太平天国史很可能会全部改写的。
永远的反烟英雄林则徐（1）
林则徐：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是一位团结内部的天才大政治家，依照当时清朝的规矩，林则徐像能把周围的官僚团结起来，一丝不乱地协力抗英，的确非有一股号召力难以成事。
难以归类的政治家
一般来说，历史舞台上登场的人物，大约可分为两类：一为鸽派，亦即维持现状派；一为鹰派，亦即改变现状派。前者的路线是柔软的，现实的；后者的路线是强硬的，理想的。也可以说，维持现状的主张者就是保守派，改变现状的主张者就是改革派。但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十年之间，这一时期在历史舞台上登场的人物，如林则徐这个人，就很难用上面的分类法来评定他是保守派抑改革派。
康熙（1662～722）、雍正（1723～35）、乾隆（1736～95），这三代的清朝治世，号称“三世之春”，是清朝的黄金时代。可是，乾隆统治后半期，纲纪紊乱，便渐渐由盛世转入衰世，他年轻时代是个明君，到了晚年却不足可道。尤其是在他全盛时期，兴师动众，大举征伐，固然振兴了国威，却搞得兵劳民疲，影响到下一代的大清命运。
乾隆帝退位后的半个世纪，清朝已欲振乏力，是明眼人看在眼里的，此即龚自珍所谓的“我有心灵动鬼神，却无福见乾隆春”。
像龚自珍能把当时清朝的由盛而衰看得很清楚的人，实在不多。大家讲不出道理来，总认为不知所以，国家的兴旺就一落千丈。当时欧洲产业革命的余震，已震撼到亚洲地区。列强的世界侵略矛头向东移射到了中国的心腹。
对于这种外来的压力，当时很少人能够体会出来。因为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所谓“外来的压力”，都是从长城以北进来的。这种北狄野蛮式的侵入，压迫中原已有几千年，大家耳熟能详。但讲到从海疆大门进来的外来压力，在林则徐之前，几乎没有人认识到。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无疑是个主张改变现状的人，属于改革派。但鸦片战争以后的林则徐，就很难一言为定了。因为在鸦片战争之前，他目睹外来的压力，深抱“衰世之感”，忧虑国事日非，主张非加改革不可。可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满族大人，却是主张维持现状的为多。因为他们是以少数派来统治全中国的，即使再小的变革，对自己来说都是不利的。他们和走钢索的人一样，最怕身边吹起微风，主张变革的人，在他们的眼中就会成为眼中钉，欲拔之为快。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亲身体验真正的外来压力
林则徐是责任心很强的高级官僚，具备充分的改革派领袖的资质。在当时的官僚中，又是一位深懂外国事情的人物。在他江苏巡抚的任中，东印度公司的轮船阿玛斯托号违背禁令，强驶入港。林则徐在上海处理了这件事情，这是他第一次和外国交涉，并且成功地让阿玛斯托号驶出港外，没有引起其他的麻烦。
后来他任钦差大臣，被派赴广东执行鸦片的禁止进口。林则徐出于责任感，到达现地即埋首于文献的搜集，热中于外国事情的研究。在和英国的接触中，慢慢地亲身体验了真正的“外来的压力”。当然作为一个礼教体制出身的官僚，对外国的理解自有某种程度的局限。但以当时的情况来说，林则徐做出的努力，已很难能可贵了。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外国的事情，分析其所采取的强硬政策，应该与现实不会发生太大的矛盾，但是要把中国强硬的抵抗手段示之于外人，在当时来说，事出必要，不可不为，在当时也确有难度。
可是一旦发生战争，双方打起来，对主张维持现状的特权阶级来说，此属意料之外，非加以阻止不可。北京宫廷里的最高权力者军机大臣穆彰阿，一个热心的维持现状派，就认定是林则徐的强硬政策招来深刻的事态，便以对英交涉不当为由，在战争进行当中把林则徐撤职查办，贬流到新疆的伊犁地方。
林则徐被贬到伊犁，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三月到达洛阳，四月抵达西安，在这里林则徐病倒了。他抱病出发是在七月，十一月安抵目的地。这一年，林则徐五十八岁。三年后，返任陕甘总督，又重回高职。在新疆的滞留中，林则徐所关心的，仍然是对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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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反烟英雄林则徐（2）
林则徐到达伊犁的第二年，写成一本书叫《俄罗斯国纪要》。根据《国朝先正事略》的记载，有一位深恐西洋侵略中国的年轻后辈，向他求教对策，林则徐说：“西洋（指英国）不足为惧，终犯中国者，惟俄罗斯耶！余已老矣，君辈俟可亲眼见之。”他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可是在对外问题上已渐渐失去热心。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两次战争的十年间，前半段，林则徐是过着贬放的流罪生活；后半段，却是过着复职的地方官生活。从身份来说，的确是不同的两种身份。可是从关心对外关系来说，十年之间却都具有同一色彩。
林则徐与琦善的鲜明对比
林则徐所贬放之地的新疆，现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居民的大部分是维吾尔族，信奉回教；虽同归清廷统治，但在政治上、生活上，和汉族有所不同。
林则徐回调署陕甘总督时最初办的一件事，就是“办理番案”（他办完这件事后马上又被调任），亦即办理一件少数民族的纷争事件。纷争起因于这些少数民族杀害了地方官吏，并且开始掠夺民物。林则徐在这里铸造大炮，平定了番人的叛乱。利用近代的武器，制压使用弓矢的未开化民族，就像他在广东被英国人所制服一样，事后的处置颇为宽大，除了几个主犯之外，其他人统统释放。
虎门海战图
其后陕甘总督的是满人琦善。林则徐在以主战派的鹰派姿态主张抗英的四面楚歌下，被撤职查办时，接任他的后任钦差大臣同样是这个琦善。琦善把林则徐苦心经营的广东海防设施逐件撤除之后，又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他是如假包换彻底的鸽派人物。但他接任陕甘总督后，却一反鸽派人物的嘴脸，变成彻头彻尾的鹰派作风，把黑城撒拉的回教徒造反分子全杀无赦，一个不留。由于手段过于残酷不仁，受到清廷的谴责，被调吉林，贬职流放。
林则徐对于英国是主张战争的鹰派作风，对于边疆的少数民族却是主张和平的鸽派姿态；相反地，琦善对英主和，对沙漠匪徒却主战。
1847年，林则徐调任云贵总督，管辖云南省和贵州省，任地是云南省的昆明。28年前，林则徐曾主持府试于此，可以说是旧地重任，驾轻就熟。可是现在此地却是汉回反目，纷争频繁之地，无日不有殴斗事件发生。回教徒“马大事件”，就是他到任时发生的；马大是回族歌手，他到处演唱讥讽汉人的歌曲，激起汉人的不满，一怒之下汉人烧毁了回教寺院。林则徐对于处理汉回冲突，在贬放新疆的三年期间积有经验，他主张只有良莠之分，没有汉回之别，成功地解决了马大事件。这是他处理民族关系的另一事例。
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中，长年随侍身边的老妻郑淑卿与他永别，使他痛惋良深。他十四岁订婚，二十岁时成家。因念痛�